1.中国的文言文是如何过渡到白话文的

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对接 来源： 光明日报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明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新创刊的《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也开始登载各种形式的白话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

自1919年下半年起，全国白话文刊物如雨后春笋，发展到几百家，连《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旧派文人所掌握的刊物，也逐渐改用白话。1920年3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

至此，白话文成为官方语言。通行了两千多年的文言文为什么在几年之间就能被白话文取代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

首先，汉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到隶书，是一个体系的文字。

特别是秦隶到现代文字，汉字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语体变了，而记录语言的符号没有变。

汉字这种超时代的特点，使古今汉语在书面上衔接得天衣无缝。汉语方言十分复杂，文言文千年一贯，具有超方言的作用；汉字更是有超方言的作用，文言文的这项功能汉字也能承接，汉字为其记录形式的白话文能够在全国各个方言区通行。

这样，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阻力就小多了。 其次是白话文在近现代已取得优势。

白话文能够为大众服务，“我手写我口”，打通了口语和书面语的联系，说和写一致，既容易学，又容易用。而文言文不同于口语，既难学又难用。

白话文表现新意的力量强，用今语说今事，清楚明白，通俗易懂。文言是用古语说今事，彼此隔膜，难免雾里看花，捉襟见肘。

抒情记事，是文言所长；反映现代科学技术，表现新时代的新内容，是文言所短。像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诉讼、计算机说明书、数理化论文，用文言就根本没有办法。

再次，文言文演变为白话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突变的。这中间，经历了古白话的过渡，符合语言演变的规律。

魏晋以来，口语的双音化倾向日渐明显，白话口语的趋势已经见其端倪。南北朝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就有许多口语词。

稍后的唐代传奇，带有讲故事的性质，口语化就越发明显。我们今天看到的唐代的敦煌变文，是传播佛教的人讲给普通人听的，当然要用口语。

再看宋元话本、元明杂剧，无一不是面对市井勾栏、“引车卖浆者流”的。元明清的小说就更不用说了，那简直是大白话。

清代《红楼梦》的语言与现代汉语已没有很大的区别。 如今文言文已经废弃，但我们还要学习文言文，这是为什么呢？ 文言的成分沉淀在现代文里。

词汇和词义的发展是累积型的，经过长时期的积攒，同时逐渐进行内部能量的调节、交换，采用旧的成分，形成新的系统。先秦汉语的单音词，一部分作为基本词进入现代汉语，另一部分作为构成现代双音词的语素，大量地积淀在现代汉语词汇里。

比如“鄙”的“浅陋”义保留在“鄙见”、“鄙俚”、“鄙人”、“鄙意”等词中，无一不是先秦古义直接进入现代汉语双音词的例证。就现代汉语来说，这种含有先秦古义的双音词，因为其中有一个不自由语素，而且用的是古义，结合得非常紧密，成为一个统一的使用单位，使用者不会再去追究一个一个的语素义，特别是造词时的语素义了，古义也就被淡化了。

直接进入现代汉语的古代双音节词也不少，《现代汉语词典》收的带〈书〉的词，就是书面上的文言词语，如“蟾宫”、“丹青”、“扼腕”、“垂青”；再如联绵词（只包括一个词素的双音节词）：“忸怩”、“璀璨”、“徜徉”、“须臾”等，这都是文言词进入现代文的例证。文言文里本来就有白话文成分，白话文里也有文言文成分，两者相互渗透，极为自然。

另外，汉语成语众多，是其他语言难以企及的。这些成语，能极大地提高汉语的表达能力，它传递思想表达感情简洁而又充分，明白而又含蓄，丰富而又不枯燥，生动而又不油滑，是汉语的精髓。

要弄懂这些双音节词和成语，就要到历史汉语里去挖根。 文言文里的民族精神。

中国人长期有重视国学的传统。国学是做中国学问的一种根底，最重要的是经学和小学。

做人和立国的基本精神，都在“五经”里面，它是中国文化的轴心，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五经”的义理较深，人们一般从《论语》和《孟子》入手。

《论语》、《孟子》实际上是“五经”的通行本。古人读经，一方面培养语感，习得文言文能力，另一方面接受思想教育，建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顾炎武、章太炎认为，只有把传统文化的根留住，才能把民族的魂留住。中国古代从幼童时就开始背诵“四书”“五经”，尽管他对里面的内容一时不理解，但是这些音符已经印在他的脑子里了，当他有能力理解的时候，这些音符就能转变为思想。

这些传统的经典一直传承下来，构成了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根基，世世代代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当人们自如地与那些有着高深文化修养的古人进行心灵对话时，就能提升自己对人生的体验和理解。

民族精神和语言学习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宋代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实，读熟《论语》也基本上能。

2.文言文改写成白话文

这已经是白话文了。

看来得给你补一下语文，文言文是我国古代的官方文体，从明清开始到近代，我国发展出了白话文，白话文接近口语，老百姓容易懂得。你这段话应该是近代人写的。

文言文改写成白话文：

要读书和做人，首先要立下志向。想想从古代以来的圣明贤达的人和英雄豪杰像我这么大的年纪时，是什么样的志向？是什么样的学问？是什么样的才干？我现在哪一样比得上他们呢？想想父母让我读书，请老师来教课，是什么样的愿望？是什么样的深意？我哪一样对得起父母？看同龄的一辈人，父母常常夸赞的人，是怎么样的好？父母常常批评的人，是怎么样的坏？好的要学，坏的一定不能学。心里面要像明白了，坚定信念，每个念头都要学好，每件事情都要学好，自己有坏的地方全部要深刻醒悟坚决改正，一定不能有一点点放松，不能照原来那样地能混就混。一定要争取像古代的圣明贤达的人和英雄豪杰小时候那样，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用心，不被别人耻笑。志向怕不树立，更怕不坚定。偶然听到一段好话，听到一件好事，也知道心动羡慕，当时也说我要像他一样。没过几天，这个念头就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这是你的意志不够坚定，还因为不能立下志向的原因。如果一个心思向上，还有什么事业不能成功的呢？

顺便bs一下一楼的，就知道分，一点网络道义都没有。就像有人落水了，他的同伴拿出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求你救人，你却说：才几百块钱，连我洗澡的钱都不够。

3.文言文与白话文

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学领域的白话文运动开始的。白话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胡适本人并不懂文学，他也没有什么文学的才华，无论是对文学作品的赏会还是自身的创作，都只能表明他是一位文学的门外汉。胡适在本质上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之所以要选择掀起一场文学领域的革命，是因为从他的实用主义世界观出发，认定文学是对大多数人进行宣传教育的最好的工具，要想很好地宣传他的信仰，就只有进行文学语言的变革。因此，白话文运动的实质不是文学领域的风格转型，而是一种语言推翻另一种语言的政治意味十足的暴烈的行动。白话文运动意味着，大众的语言要取代知识精英的语言成为统治的语言，知识精英必须放下架子，投入到向人民大众语言学习的热潮中去。而正是白话文运动的这一本质，决定了新文化运动必然要陷入泥沼，也决定了此后八十年中国的历史。

无论是早先的林纾还是后来的吴宓、梅光迪，他们对于文言文的维护和对于白话文的抨击都集中在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他们错误地认为白话文运动是一场文学运动，因此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最终就变成文言和白话孰更适宜文学表达的问题，这样文不对题当然不可能赢得论战的胜利。胡适们的倡导白话文，其实何尝有改革文学的志向？他们所希冀的，是知识精英都写人民大众看得懂的文章，这样，人民大众也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知识精英的优秀思想，从而上升到和知识精英一样的层次。然而，这只能是一种传教士式的天国梦想。

4.文言文到白话文是蜕变还是进化

上古时代，文字的出现是为了记事，代替了结绳，方便！

古时候，文言文的出现是为了叙事，减少了歧义，简洁！

五四之后，为了开启民智，推广教育，赶上西方，将古文简化为现代文，也就是“白话文”，所谓直白如话，傻瓜式的文字，大家都看得懂。

单单从这个角度而言，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确是一种进步。

知识不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读书人也不再高高在上。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我们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说一声：放屁！

5.中国白话文是什么样条件发展起来的

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清末的“新文体”是夹用口语的“通俗文言文”。“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象小脚放大的“语录体”。三十年代的“大众语”提倡彻底的口语化，文体改革趋于成熟。

言文脱节、格式束缚，早在唐宋时代就有人出来反对。唐代韩愈（768-824）提倡散文，反对骈体，史称“文起八代之衰”。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骈体起源于汉魏，成熟于南北朝，讲究对仗和声律，四字六字相间，称“四六文”。韩愈反对这种注重形式、束缚思想的文体，提倡接近口语、表意自由的文言散文，使文体恢复到未受骈体束缚以前的时代，所以称为“古文运动”。“古文”其名，“革新”其实。

唐代寺庙，宣传佛教，用讲故事的方法吸引群众。一边展示图画，一边说唱故事。图画称为“变相”，说唱底本称为“变文”。有散文韵文相间的，有全部散文的。后世发展成为鼓词和弹词。这是早期的白话文学。

宋代的“语录”是又一种早期的白话文学。起初，禅宗佛徒辑录师傅言谈，用口语体。后来，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的门人，也用口语体记录老师的言论。 “语录体”是一种白话文，具有小脚不敢放得太大的“半大脚”风味。

宋元间又有“话本”。这是说书人讲说故事的底本。“话”是故事，“本”是底本，分为小说和讲史两类。前者多为白话短篇，后者是浅近文言的长篇。

明清的章回小说，例如《金瓶梅》、《红楼梦》和《水浒传》等，用当时的白话书写，使白话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但是，文学正宗是文言文。

清末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有意识地提倡白话，兴起称为“新文体”的“通俗文言文”。例如，黄遵宪引俗话入诗，反对崇古，他在1868年（同治7年）写的新诗，是文体解放的开路先锋：“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

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章中提出“崇白话、废文言”。他说：白话有“八益”，其中“省日力（时间）、免枉读（误解）、便幼学、炼心力（思想）、便贫民”等项是先进思想。陈荣衮是提倡报纸改用白话的第一人。王照制订官话字母，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这时候，各地出版了多种白话的小型报刊。白话原来是一种民间文学，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不是正式文体，不是文学正宗，没有法定地位。

五四前后，革新思潮澎湃，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旧文学不是指旧时期的文学，而是指旧性质的文学，它的特点是文体是文言的， 白话文学史内容是陈腐的，思想是封建的。新文学不是指新时期的文学，而是指新性质的文学，它的特点是文体是白话的，内容是新颖的，思想是革命的。

因为白话文，浅显通俗，在语言上，生动、泼辣、粗犷、生活气息浓厚，富有表现力。综观“五四”白话文运动，它广泛吸收了西方的词汇资源、语法结构，在语言、文字、思想等多层面展开，这场运动不只是“语言内部的自足变革”，它同整个思维观念的革新及国家现代化运动紧密联系。“白话”与“文言”的较量，很大层面上也是两种不同价值体系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撞击。是历史文明发展的一种趋势。

汉语拼音的灵感来自于新文化运动是钱玄同发动的汉语拉丁化运动。

同时也参考了我国古代的反切注音法。后来民国时期行政院院长

王云五先生参与编了注音字母（随便翻开新华字典，汉语拼音后面那些

类似偏旁的东西就是）是汉语拼音的前身。

后来在解放区，主持文化工作徐特立组织编了汉语拼音。基本方法是把注音

字母转换成拉丁字母。

6.对文言文过渡到白话文的认识

一、大观

文言文是中国传统书面语言形式，承担了几千年的文化记录与传承的任务。文言文的地位衰落始于20世纪一陈独秀为代表的“白话文运动”。文言文成为了近现代国立的衰败的牺牲品。中国古众多朝代的强盛与衰败原因众多，有人“敏锐”地归结到“红颜祸水”已经够荒唐了，却从没有人归结到语言文字上来，只有近现代学者眼光独到，捕捉到了这点。所谓“开眼看世界”应该在去粗取精的基础上“师夷长技以制夷”。“我手写我心”的结果是我们写的和说的一样，于是，“文学”变应该改成“语学”了。

二、利弊

白话文的有利之处在于，只要识字的大众都可以看懂“文章”，对于知识的普及和传播自然是功不可没。别的，还真找不出什么太大的功绩来了。

白话文提倡是进步的，然而，丢掉传统的文言文之后，现在是什么样呢？姑且就不说看不懂浩瀚的古文献了。看看现在所谓的“新诗”，难道不是敲几个回车的事儿？丢掉文言文的我们便是丢掉了作为四大文明古国几千年来的宝贵财富。

三、现状

最近网上有关于文言文教学时期小学生的作文，水平之“高”，就连现当代的绝大部分大学生都无法企及。仅这点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7.古文翻成白话文有什么方法

信、达、雅，留、换、调、引、增、删 九个字 老师会教的 “信、达、雅”是翻译文言文的要求。

“信”就是要忠实原文，不歪曲原意。不随意增多减少，添枝去叶，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更不能随心所欲，甩开原文，凭空编造。

“达”就是要通顺流畅，既要使句子完美无缺，保留原文的语气；又要避免语句的呆板、带文言气。而“雅”就是要符合现代汉语的规范，文字语句要生动优美、简练流畅。

总之，文言文翻译要求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准确通顺地表达原文的内容。 “留、换、调、引、增、删”则是文言文翻译的基本方法。

因为古今词义和语法有所不同，所以翻译文言文要根据句子和组成句子的虚词、实词的不同情况采用相应的方法。 一、留 保留原文中的词语，凡有古今意义相同的字、词及人名、地名物名、书名、国名、官职、年号、谥号、度量衡单位等古代专用名词。

翻译时不宜改动，都要保留原词。例如：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

（《黔之驴》） ——黔州那个地方，从未有过驴子，有个喜欢多事的人，用船载了一头驴子到那里去。 “驴”、“船”古今的词义完全相同，翻译时不能改变它的原意。

庆历四年春，藤子京谪守巴陵郡。（《岳阳楼记》） ——应历四年的春天，藤子京被贬官做了巴陵郡的太守。

“庆历”是年号，“藤子京”是人名，“巴陵郡”是郡名，翻译时把它们保留下来，照搬到译文中就行了。 另外，文言文里有不少成语，在现代汉语中经常使用，如“披荆斩棘”、“气象万千”、“千钧一发”等等，一般人都能理解，不需再翻译，反而显得不通顺。

二、换 替换词语。文言文里的不少词语所表示的意义现在还用得着，但现代汉语不再用原文的词表示，而是用了另外的词。

翻译时就要用现代汉语中意义与之相当的词进行替换。例如： 十年春，齐师伐我。

（《曹刿论战》） ——鲁庄公十年的春天，齐国的军队攻打我们鲁国。 句中的“师”、“伐”要用“军队”、“攻打”来替换。

还有，同一个词在文言文和现代汉语中都常用，但表示的内容有区别，翻译时不能用今义去推求古义，而要用现代汉语中与文言文词语的意义相当的词去替换，以免造成误解。例如： 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桃花源记》） ——率领妻子儿女和同乡的人来到这与人世隔绝的地方。 “妻子”和“绝境”的古今意义差别很大，不能套用今义去理解。

三、调 调整语序。文言文中的一些特殊句式，如：主谓倒装、宾语前置、状语后置、定语后置等，在翻译时要根据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律来调整语序。

例如： 甚矣！汝之不惠。（《愚公移山》）（主谓倒装） ——你太不聪明了。

何以战？（《曹刿论战》）（宾语前置） ——您凭借什么应战呢？ 还自扬州。（《伤仲永》）（状语后置） ——从扬州回家。

四、引 引申词义。文言文里一词多义现象比较普遍，往往一个词可以有两三个或更多的意义，这些意义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是由一个本义派生、扩展、引申出来的，可选用切合原文语境的表示引申义的词来翻译。

例如： 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岳阳楼记》） ——于是，重新修建岳阳楼，扩大了它原来的规模。

“增”本义是增加，引申为扩大；“制”本义是制作、制造，引申为规章、制度，再引申为规模。翻译时选取它们的引申义。

五、增 增补词语或句子成分。翻译文言文时，下列几种情形需要增补词语或句子成分。

1.文言词语单音节词居多，翻译时应将文言单音节词补充为现代汉语中相应的双音节词。例如： 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

（《曹刿论战》） ——大国的虚实是难以推测的，我惧怕他们有兵马埋伏。 “测”、“惧”、“伏”都是单音节词，应译为双音节词“推测”（或“猜测”）、“惧怕”、“埋伏”。

2.文言文里将数词直接放在名词或动词的前面，而不用量词，翻译成现代汉语时应把量词增补上。例如： 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

（《口技》） ——那个表演口技的人坐在帷幕里，帷幕中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把纸扇、一块醒木罢了。 3.句子策划功能粉的省略是文言文里常见的现象。

翻译时应忠实于原文，根据现代汉语的语法要求和表达需要，作必要的补充，力求明白确切地表达原意。例如：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

（《桃花源记》） ——村里的人看见渔人，很是惊奇，为渔人从哪里来，渔人详细地回答了我们。 原文中省略了两处主语、一处宾语。

翻译时将其补充出来，意思才明白。 4.有些句子，不好说它省略了什么词语或句子成分，只是为了上下文连贯，按照现代汉语的习惯，要增补一些词语，读起来才觉得上口，表意也才通顺明白。

例如：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桃花源记》） ——晋朝太元年间，（有个）武陵人，把捕鱼当作职业。

（一天），他沿着小河（划船）行进，忘记了路程的远近…… 六、删 删去不译。文言文里的一些虚实，只在句中起某种语法作用，没有实在意义，在现代汉语里也没有相应的词语对应，就可以删去不译。

例如： 陈胜者，阳城人也。（《陈涉世家》） ——陈胜是阳城人 原文中“……者……也”是文言文常见的判断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