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语林》 卷八·补遗（无时代）
宓牺氏以农官；神农以火；黄帝以云；少昊以鸟；颛顼而名以民事，又以五行为官名；作司徒，敬敷五教；禹作司空，以平水土；周则以天、地、春、夏、秋、冬为官名。伏以古者命官，以天地、四气、五行、云龙为号者，皆上禀天时，下达人事，见圣人垂意，未有不及于惠民也。后代不究深旨，率尔命官，仆射、侍中，尤为不可。秦有侍中、仆射，其初且非官名，唯供奉左右，是其职业。侍中，当西汉掌乘舆服，下至亵器、虎子之类；虎子，溺器也。武帝以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许掌御唾壶，朝廷荣之。班固云：“侍中，本丞相吏也。五人来往殿内奏事，故曰‘侍中。’”又仆射者，射音夜，尤寡其义。在秦有周青臣，孔衍注云：“仆射，小官扶左右者也。”亦曰“卫令仆射，守门之夫。”在汉为武士门仆射，在宫则曰宫门仆射、永巷仆射：盖言“仆御”执射之夫也，如今宦竖之首耳。皆因权幸，渐峻官名。开元元年，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是官号之不正也。又则天宠侍御者张昌宗，其官号曰“控鹤监”。向使五王未复唐德，则“控鹤”亦沾丞相之名也。
两省官上事日，宰相临焉。上事者设床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别施一床，连上事官床，南坐于西隅，谓之“压角”。自常侍而下，以南为上，差舛相承，实乖礼敬。曷不为丞相设位于众官之南，常侍、谏议、给事、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为仪。“压角”之来，莫究其始。《开元礼》及累朝典故并无其文。习俗因循，莫近于理。今请去“压角”，以释众疑。凡言九寺，皆曰“棘卿”。《周礼》“三槐九棘”：槐者，怀也；上佐天子，怀来四夷。棘者，言其赤心以奉其君，皆三公九卿之任也。唐世惟大理得言棘卿，他寺则否。九寺皆树棘木，大理则于棘下讯鞫其罪，所谓“大司寇听刑于棘木之下”。
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原其作意，盖欲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羡焉。故为记之体，贵其说事详雅，不为苟饰，而近时作记，多措浮词，褒美人才，抑扬功阀，殊失记事之本意。韦氏《两京记》云：“郎官盛写壁记，以纪当厅前后迁除出入，寝以成俗。”然则壁记之起，当自国朝已来，始自台省，遂流郡邑耳。
官衔之名，盖兴近代。当时选曹补授，须存资历，闻奏之时，先具旧官名品于前，次书拟官于后，使新旧相衔不断，故曰“官衔”，亦曰“头衔”。所以名为“衔”者，言如人口衔物，取其连续之意。又如马之有衔以制其首，前马之进，后马续来，相次不绝者，古人谓之“衔尾相续”，即其义也。近代通谓府庭为公衙，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诗》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马，掌武备。象猛兽，以爪牙为卫，故军前大旗谓“牙旗”，出师则有“建牙”、“牙”之事。是军中听号令，必至牙旗之下，称与府朝无异。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为“公牙”，“府门”为“牙门”，字称讹变，转而为“衙”。《汉书·地理志》冯翊有衙县，春秋时彭衙之地，非公府之名。或云：公门外刻木为牙，立于门侧，以象兽牙；军将之行，置牙竿首，悬旗于上，其义一也。
舆驾行幸，羽仪导从，谓之“卤簿”。自秦汉以来始有其名。蔡邕《独断》所载卤簿，有“小驾”、“大驾”、“法驾”之异，而不详卤簿之义。按字书：“卤，大也。”字亦作“橹”，又作“卤”，音义皆同。以甲为之，所以敌。贾谊《过秦论》云，“伏尸百万，流血漂卤”是也。甲有先后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则案次道从，故谓之“卤簿”耳。仪卫具五兵，今不言他兵，独以甲为名者，行道之时，甲居外，余兵在内，但言“卤簿”，是举凡也。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俱有卤簿，人臣仪卫，亦得同于君上，则卤簿之名不容别于他义也。又百官从驾，谓之“扈从”。盖臣下侍从至尊，各供所职，犹仆御扈养以从上，故谓之“扈从”耳。《上林赋》云：“扈从横行”，颜监释云：“谓跋扈纵恣而行也。”据颜此解，乃读“从”为“放纵”之纵，不取“行从”之义，所未详也。
御史台三院：一曰台院，其僚曰侍御史，众呼为“端公”。见宰相及台长，则曰“某姓侍御”。知杂事谓之“杂端”。见台长，则曰“知杂侍御”。虽他官高秩兼之，其侍御号不改。见宰相，则曰“知杂某姓某官”。台院非知杂者，俗号“散端”。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众呼为“侍御”。见宰相及台长杂端，则曰“某姓殿中”。最新入，知右巡；已次，知左巡：号“两巡使”。所主繁剧。及迁向上，则又入推，益为烦劳。惟其中间，则入清闲。故台中谚曰：“免巡未推，只得自如。”言其闲适也。厅有壁画，小山水甚工，云是吴道子真迹。三曰察院，其僚曰监察御史，众呼亦曰“侍御史”。见宰相及台长杂端，则曰“某姓监察”。若三院同见台长，则通曰“三院侍御”。而主簿纪其所行之事。每公堂食会，杂事不至，则无所检辖，唯相揖而已。杂事至，则尽用宪府之礼。杂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两院则分坐。虽举匕箸，皆绝谭笑。食毕，则主簿持黄卷揖曰：“请举事。”于是台院长白杂端曰：“举事”。（原注：欲上堂，三院长各于食堂之南廊下，先白杂端云：“合举事。”）则举曰：“某姓侍御史（原注：有同姓者，则以第行别之）有某过，请准条。”主簿书之。其两院皆仿此。若举时差错，则最小殿中举院长，则最小侍御史举殿院长；又错，则向上人递举。杂端失笑，则三院皆笑，谓之“烘堂”，悉免罚矣。凡见黄卷罚直，遇赦悉免。台长到诸院，凡官吏有所罚，亦悉免。御史历三院虽至美，而月满殿中推鞫之劳，惮于转两院，以向下侍御史便领推也，多不愿为，以此台中以“殿中转西院”为戏诅之词。每出入行步，侍御史在柱里，殿、察两院在柱外；有时殿中入柱里，则共ㄉ之曰：“著（原注：直略反）去也。”三院御史主簿有事白端公，就其厅，若有中路白事，谓之“端”，有罚。殿中有免巡，遇正知巡者假故，则向上人又权知，谓之“蘸巡”。台官有亲爱除拜及喜庆之事，则谒院长、杂端、台长，谓之“取贺”。凡此皆因胥徒走卒之言，遂成故事。察院每上堂了各报，诸御史皆入立于南廊，便服ヒ鞋，以俟院长。立定，院长方出，相揖而序行。至殿院门，揖殿中，又序行；至食堂前，揖侍御史。凡入门至食，凡数揖。祗揖者，古之肃拜也。台中无不揖，其酒无起谢之礼，但云“揖酒”而已。酒取合敬，故恐烦却揖。往往自台拜他官，执事亦误作“台揖”，人皆笑之。每赴朝序行，至待漏院偃息，则有“卧揖”；马上则有“马揖”。凡院长在厅院内，御史欲往他院，必先白，决罚又先白。察院有都厅，院长在本厅，诸人皆会话于都厅。（原注：御史初上后，遇杂端上堂，则举三愆九失仪，缘是新人，欲并罚也。未遇杂端上堂，其犯旧条并不罚）察院南院，会昌初监察御史郑路所葺。礼察厅谓之“松厅”，南有古松也。刑察厅，谓之“魇厅”，寝于此多魇。兵察常主院中，茶必市蜀之佳者，贮于陶器，以防暑湿。御史躬亲缄启，故谓之“茶瓶厅”。吏察主院中入朝人次第名籍，谓之“朝簿厅”。吏察之上，则馆驿使。馆驿使之上，则监察使。同僚之冠也，谓之院长。台中敬长，三院皆有长。察院风彩尤峻。凡三院御史初拜，未朝谢，先谒院长；辞疾不见，则不得谢及上矣。（原注：诸家《御史台记》，多载当时御史事迹戏笑之言，故事甚略。台中有仪注，后渐遗阙。虽有板榜，亦但录一时要节，自此转磨灭矣）
御史主弹奏不法，肃清内外。唐兴，宰辅多自宪司登钧轴，故谓御史为宰相。杜鸿渐拜授之日，朝野倾羡。监察御史振举百司纲纪，名曰“入品宰相”，高宗朝，王本立、余ぅ始为御史里行，则天更置内供奉及员外试御史，有台使、里使，皆未正名也。其里行员外试者，俗名为“合口椒”，言最有毒；监察为“开口椒”，言稍毒散；殿中为“萝卜”，亦谓“生姜”，言虽辛辣而不能为患；侍御史谓之“掐毒”，言如蜂虿去其芒刺也。御史多以清苦介直获进，居常敝服羸马，至于殿庭。开元末，宰相以御史权重，遂制弹奏者先谘中丞、大夫，皆通许，又于中书、门下通状先白，然后得奏。自是御史不得特奏，威权大减。天宝中，宰相任人不专清白，朝为清介，暮易其守，顺情希旨，纲维稍紊。御史罗希猜毒，吉温颇苛细，时称“罗钳吉网，望风气慑。”开元已前，诸节制并无宪官，自张守为幽州节度，加御史大夫，幕府始带宪官，由是方面威权益重。游宦之士，至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迁腾倏忽，坐致郎省，弹劾之职，遂不复举。御史旧例：初入台，陪直二十五日，节假五日，谓之“伏豹”，亦曰“豹直”。百司州县初授官陪直者，皆有此名。杜易简解“伏豹”之义云：“宿直者，离家独宿，人情所贵。其人初蒙策拜，故以此相处。伏豹者，言众官皆出，此人独留，如伏藏之豹，伺候待搏，故云‘伏豹’耳。”韩琬则解为“爆直”，言如烧竹，遇节则爆。余以为南山赤豹，爱其毛体，每雪霜雨雾，诸禽兽皆出取食。唯赤豹深藏不出，古人以喻贤者隐居避世。鲍明远《赋》云：“岂若南山赤豹，避雨雾而深藏。”此言“伏豹”、“豹直”者，盖取不出之意。初官陪直，已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遇节而比烧竹之“爆”也？杜说虽不甚明，粗得其意；韩则疏矣。
新官并宿本署，曰“爆直”，佥作“爆”进之字。惠郎中实云：“合作虎‘豹’字。”言豹性洁，善服气，虽雪雨霜雾，伏而不出，虑污其身。
唐制十八道节度，其后号九节度。其后河朔三镇，及四凶、二竖之乱，可考大略。明皇天宝元年，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备西边；曰朔方、曰河东、曰范阳，以备北边；曰平卢，以备东边；曰陇右、曰剑南，以备西边；曰岭南五府经略，以备南边。节度之立，其初固止于沿边十道耳。自安禄山之乱，则内地始置九节度以讨之，曰：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李，滑濮许叔冀，镇西李嗣业，郑蔡李广琛，河东李光弼，泽潞王思礼，河南崔光远。内地之置节度，其初犹止于九道耳。自朱氏之倡乱中原也，则自国门之外，皆方镇矣。盖其先也，欲以方镇御四夷，而其后也，则以方镇御方镇。十道既已兆乱，则内地必置九道，以除其乱；九道又兆乱，则关外近郡又不得不置矣。至代宗广德元年，以田承嗣为魏博节度，李怀仙为卢龙节度，李宝臣为成德节度，是谓河北三镇，各有其地。其风俗犷戾，过于蛮貊，吾知其河北之地，非复朝廷有矣。至于大历九年，相推戴而谓之四王：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李希烈又以淮西称帝，朱Г又以关中称帝。裂土假王者“四凶”，滔天僭帝者“二竖”；纷纷籍籍，不知其几也。盖唐之乱，非藩镇无以平之，而亦藩镇有以乱之。其初跋扈陆梁者，必得藩镇而后可以戡定其祸乱，而其后戡定祸乱者，亦足以称祸而致乱。故其所以去唐之乱者，藩镇也；而所以致唐之乱者，亦藩镇也。试以其一二论之。安氏之乱，怀恩平之也；而留三镇以遗患者，亦一怀恩也。将兵至京师，冒雨寒而来，姚令言之功也，而所以迎朱Г而趋京师者，亦一令言也。擒子期破田悦者，李宝臣之功，而释承嗣以为己资者，亦宝臣也。卒至于终唐之世，莫敢谁何者，由三镇始也。
露布，捷书之别名也。诸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竽上，兵部谓之“露布”。盖自汉以来有其名。所以露布者，谓不封检，露而宣布，欲四方之速闻也。亦谓之“露板”。魏晋奏事，云“有警急，辄露板插羽”是也。宋时沈璞为盱眙太守，与臧质固拒魏军，军退，质谓璞城主，使自上露板。后魏韩显宗大破齐军，不作露布，高祖怪而问之，对曰：“顷间诸将，获贼二三，驴马，皆为露布，臣每哂之。近虽仰凭威灵，得摧丑竖，斩擒不多，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所以敛毫卷帛，解上而已。”然则露布、露板，古今通名也。隋文帝诏太常卿奇章公撰宣露布仪。开皇九年平陈，元帅晋王以ㄞ上露布，兵部请依新礼：“集百官及四方客使于朝堂，内史令称有诏，在位者皆拜；宣露布讫，蹈舞者三，又拜。郡县皆同。”唐因其体。然露布于大抵皆张皇国威，广谈帝德，动逾数千字，其能体要不烦者，鲜矣。
古者阉尹擅权专制者多矣，其间不无忠孝，亦存编简。唐自安史以来，兵难氵存臻，天子插越，亲衡戎柄，皆付大阉，鱼朝恩、窦文场乃其魁也。尔后置左右军、十二卫，观军容、处置、枢密、宣徽四院使，拟于四相也。十六宫使，皆宦者为之，分卿寺之职，朝廷班行备员而已。供奉官紫衣入侍，后军容使杨复恭俾具钅笏宣导，自复恭改作也。严遵美，内谒之最良也。尝典戎，唐末致仕于蜀郡，鄙叟庸夫，时得亲狎。其子仕蜀，至ト门使。曾为一僧致紫袈裟，僧来感谢之，书记所谢之语于掌中，方属炎天，手汗模糊，文字莫辨。折腰而趋，流汗喘之，只云：“伏以军容……”寂无所道，抵视掌心良久，云：“貌寝人微，凡事无能。”严曰：“不敢，不敢。”退而大哈。严公物故，蜀朝册命赠，给事中窦雍坚不承命。虽偏霸之世，亦不苟且，士人多之。
邹山，古之峄山，始皇刻碑处，文字分明。始皇乘羊车以上，其路犹存。案：此地，春秋时邾文公卜迁于绎者也。始皇刻石纪功，其文李斯小篆。后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历代摹拓以为楷则，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残缺，不堪摹写，然由上官求请，行李登陟，人吏转益劳弊。有县宰取旧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数片，置之县廨，须则拓取。自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得以息。今人间有《峄山碑》，皆新刻之碑也。其文云“刻此乐石”，学者不晓“乐石”之意，颜师古谓取泗滨磬石作此碑。始皇于琅琊、会稽诸山刻石，皆无此意，唯《峄山碑》有之，故知然也。
墓前碑碣，未详所起。案《仪礼》：庙中有碑，所以系牲，并视日景。《礼记》云：“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丰碑、桓楹、天子、诸侯葬时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穿纟卒索，悬棺而下，取其安审，事毕即闭圹中。臣子或书君父勋阀于碑上，后又立之于隧口，故谓之“神道碑”，言神灵之道也。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贯纟卒之遗象。前汉碑甚少，后汉蔡邕、崔瑗之徒，多为人立碑；魏晋之后，其流浸盛。碣亦碑之类也。《周礼》：“凡金玉锡石，曷而玺之。”注云：“曷，如今题署物。”《汉书》云：“瘗寺前，揭著其姓名。”注云：“曷，弋也，弋于瘗处而书死者之姓名。曷音揭。”然则物有标榜，皆谓之“曷”。郭景纯《江赋》云：“峨眉为泉扬之曷。”又变为“碣”，《说文》云：“碣，特立石也。”据此则从木、从石两体皆通。隋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上不得过四尺，载在《丧葬令》。近代碑碣稍众，有力之家多辇金帛以祈作者。虽人子罔极之心，顺情虚饰，遂成风俗。蔡邕云：“吾为人作碑多矣，唯郭有道无愧词。”隋文帝子齐王攸薨，僚佐请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若不能，徒为后人作镇石耳。”诚哉是言！
石碑皆有圆空。盖碑者，悲也，本墟墓间物。每一墓有四焉。初葬，穿绳于孔以下棺，乃古悬窆之礼。《礼》曰：“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人因就纪其德，由是遂有碑表。数十年前，时有树德政碑，亦制圆空，不知根本甚矣。后有悟之者，遂改焉。
人道尚右，以右为尊。礼先宾客，故西让客，主人在东，盖自卑也。后人或以东让客，非礼也。盖缘见所在地，所主在东，俗有东行南头之戏，此乃贵为一方一境之主也。《记》曰：“天子无客礼，莫敢为主焉。故君适其臣，升自阼阶，不敢有其室也。”注：“明飨君，非也。”唐之方镇及刺史，入本部，于令长已下，礼绝宾主，犹近君臣。至于藩镇经管内支郡，则俱是古南面诸侯，但以使职监临，如台省之官至外地耳。即通宴飨，则异君臣，而用古天子升阶之仪，非礼也。
近代风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事；孤露之后，不宜复以为欢会。梁孝元帝少时，每以载诞之辰，辄设斋讲经，洎阮修容殁后，此事亦绝少。太宗曾以降诞日感泣。中宗常以降诞日宴侍臣内庭，与学士联句《柏梁体诗》。然则唐以来，此日皆有宴会。开元十七年，丞相张说奏：以八月端午降诞日为千秋节，又改为天长节。肃宗因之，诞日为地平天成节。代宗虽不为节，犹受四方进献。德宗即位，诏公卿议，吏部尚书颜真卿奏：“准《礼经》及历代帝王无降诞日，唯开元中始为之。复推本意：以为节者，喜圣寿无疆之庆，天下咸贺，故号节；若千秋万岁之后，尚存此日以为节假，恐乖本意。”于是敕停之。
明皇朝，海内殷赡。送葬者或当冲设祭，张施帏幕，有假花、假果、粉人、粉帐之属。然大不过方丈，室高不逾数尺，识者犹或非之。丧乱以来，此风大扇，祭盘帐幕，高至九十尺，用床三、四百张，雕镌饰画，穷极技巧，馔具牲牢，复居其外。大历中，太原节度辛云京葬日，诸道节度使使人修祭。范阳祭盘最为高大，刻木为尉迟鄂公与突厥斗将之戏，机关动作，不异于生。祭讫，灵车欲过，使者请曰：“对数未尽。”又停车，设项羽与汉祖会鸿门之象，良久乃毕。者皆手擘布幕，辍哭观戏。事毕，孝子传语与使人：“祭盘大好，赏马两匹。”滑州节度令狐母亡，邻境致祭，昭义节度初于淇门载船桅以充幕柱，至时嫌短，特于卫州大河船上取长桅代之。及昭义节度薛公薨，归葬绛州，诸方并管内县涂阳城南设祭，每半里一祭，至漳河二十余里，连延相次。大者费千余贯，小者三、四百贯，互相窥觇，竞为新奇。柩车暂过，皆为弃物矣。盖自开辟至今，奠祭鬼神，未有如斯之盛者。
俗间凶疏，本叙时序朔望，以表远感之怀，此合于情理。至有叙经斋七日，此出释教，不当形于书疏。
准礼：父在，为所生母；父为嫡子；夫为妻；皆杖周。自周礼已降，至于《开元礼》，及唐史二百六十年，并无有易斯议，未闻为兄弟杖者。自离乱之后，武臣为弟始行周杖之礼，是宾佐不能以礼正之，致其谬误也。干宁三年九月，行吊于名士之家，睹其弟为兄杖，门人知旧来，无有言其乖礼者，实虑日久浸以为是。自今后，士子好礼者，于服式之中，慎而行之。今俗释服多用昏时，非礼也。按《戴礼》：“鲁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虽抑子路云：“三年之丧，亦已久矣。”而复曰：“逾月则其善。”明知月晦之朝，去缟从吉也，明日则逾月矣，故夫子怪其不待明日而歌。今之免服准式给晦日假者，盖以朝既从吉，使竟是日吉服，尽与亲宾相见，遍示礼终，至明日复参公务，无乐不为之义。又礼书皆云：前一夕除某物，废某物。又曰：“夙兴”云云，知前夕除废，为明晨之渐。凡曰释服，悉宜从朝矣（原注：今在脱服假内，反不见宾友也）。《礼》云“大丧不避涕泣而见人”者，言既不行求见人，人来求之，不避涕泣，以表至哀无饰。今世卒哭之后，朔望时节，辞不见宾客，非也。若尊高居丧，吊者以是日客多，不敢求见，遽自退去，宜矣，非所以辞也。
三日成服，圣人之制，世有至五日者，非也。
忌日请假，非古也。《世说》云：“忌日惟不饮酒作乐。会稽王世子将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乐，王便起去，持弹往卫洗马墓弹鸟。”《晋书》又载：桓玄“忌日与宾客游宴，惟至时一哭而已。”此前代忌日无假之证也。沈约《答庾光禄书》云：“忌日制忌，应是晋、宋之间，其事未久。未至假前，止是不为宴乐，本自不封闭，如今世自处者。居丧再周之内，每至忌日，哭临受吊，无不见人之义。而除服之后，乃不见人。实由世人以忌日不乐，而不能竟日兴感，以对宾客，或弛懈，故过自屏晦，不与外接。设假之由，实在于此。”颜延之：“忌日感慕，故不接外宾，不理庶务，不能悲怆自居，何限于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奥室，不妨言笑，迫有急卒，宁无尽见之理？其不知礼意乎！”
李匡云：“《晋书》称阮咸善琵琶，是即是矣。”按《周书》云：“武帝弹琵琶，后梁宣帝起舞，谓武帝曰：‘陛下既弹五弦琴，臣何敢不同百兽舞？’”则周武帝所弹，乃是今之五弦。可知前代凡此类，总号琵琶尔。又按《风俗通》云：“以手批把，谓之琵琶。自拨弹已后，惟今四弦始专琵琶之名。”因依而言，则刘饣束所云：“贞观中，悲洛儿始弃拨，用手以抚琵琶。”是又不知故事者之言也。又因此而征之，五弦之号，即出于后梁宣帝之语也。而今阮氏琵琶，正以手抚，反不能占琵琶之名，失本义矣。今有奕局，共取一道，人行五棋，谓之“蹙融”。“融”宜作“戎”，此戏生于黄帝蹙鞠，意在军戎也，殊非“圆融”之义。庾元规著《座右方》，所言“蹙戎”，是也。
今之博戏，长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黑、黄各十有五，掷采之头有二。其法生于握槊，变于双陆。天后梦双陆不胜，狄公言“宫中无子”，是也。后人新意，长行出焉。又有小双陆、围透、大点、小点、游谈、凤翼之名，然无如长行。鉴险易者，喻时事焉；适变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臣，颇或耽玩，至于废庆吊，忘寝食。闾里用之，于是强名争胜，谓之“撩零”；假借分画，谓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谓之“子头”。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中世工者，有浑镐、崔师本。围棋次于长行，其中世工者，韦延扈、杨。弹棋鲜有为之，中世工者，有吉达、高越首出焉。
贞元中，董叔儒进博局，并《经》一卷，颇有新意，不行于世。
隋置明经、进士科，唐承隋，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六科。主司则以考功郎中，后以考功员外郎。士人所趋，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及大足元年，置拔萃，始于崔翘。开元十九年，置宏词，始于郑昕。开元二十四年，置平判入等，始于颜真卿。是年，考功员外郎李昂摘进士李权章句疵之，榜于通衢；权摘昂诗句之失，由是世难其事，乃命礼部侍郎主之。后有左补阙薛邕，中书舍人达奚、李韦、李麟、姚子彦、张蒙、高郢、权德舆、卫次公、张宏靖、于允躬、韦贯之、李逢吉、李程、庾承宣、贾饣束、沈、杜审权、李、裴恒、王铎、李蔚、赵骘、郑愚，太常少卿李建，尚书萧昕，仆射王起，常侍萧仿，黄门侍郎许孟容、郑显，刑部侍郎崔枢，户部侍郎韦昭度杂主之，而宏靖不以进士显。
唐朝初，明经取通两经，先帖文，乃案章疏试墨策十道；秀才试方略策三道；进士时务策五道。考功员外郎职当考试。其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而多趋明经、进士。高宗时，进士特难其选。龙朔中，敕左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试贡举。思恭吴士轻脱，泄进士问目，三司推，赃狼籍，命西朝堂斩决。告变，免死除名，流梧州。开耀元年，员外郎刘思立以进士惟试时务策，恐复伤肤浅，请加试杂文两道，并帖小经。明皇时，士子殷盛，每岁进士到省者，常不减千余人，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结朋党，以相倾夺，号之为“棚”，推声望者为“棚头”。权门贵盛，无不走也，以此荧惑主司视听。其不第者率多喧讼。考功不能御。开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贡举属于礼部，侍郎姚奕颇振纲纪焉。后明经停墨策，试口义，并时务策三道。进士改贴大经，加《论语》。自是举司帖经，多有聱牙、孤绝、例拔、筑注之目。文士多于经不精，至有白首举场者，故进士以帖经为大厄。天宝初，达奚、李岩相次知贡举。进士声名高而帖落者，时或试诗放过，谓之“赎帖”。十一年，杨国忠初知选事，进士孙季卿会谒国忠，言礼部帖经之弊：“举人有实材者，帖经既落，不得试文；若先试杂文，然后帖经，则无遗才矣。”国忠然之。无何，有敕进士先试帖，然仍前后开一行，是岁收人有倍常岁。又旧例：试杂文者，一时一赋，或兼试颂论，而题目多为隐僻。策问五道，旧例：三道为时务策，一道为方略，一道为征事；近者方略之中，或有异同，大抵非精究博赡之才，难以应乎兹选矣。故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解褐多拜清紧，十数年间拟迹庙堂。轻薄为之语曰：“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揖蒲、华长马。”又云：“进士初擢第，头上七尺焰光。”好事者纪其姓名，自神龙以来迄于兹，名曰《进士登科记》，亦所以示前良，发起后进也。宝应二年，杨绾为礼部侍郎，奏：举人不先德行，率多浮薄，请依乡举里选。于是诏天下举秀才孝廉，而考试章条，渐加繁密，至于升进德行，未之能也。其后应此科者益少，遂罢之，复为明经、进士。
唐制：常举人之外，又有制科，搜扬拔擢，名目甚众。则天广收才彦，起家或拜中书舍人、员外郎，次拾遗、补阙。明皇尤加精选，下无滞才。然制举出身，名望虽美，犹居进士之下。仕宦自进士而历清贯，有八俊者：一曰进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书、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监察御史、殿中丞不入；五曰拾遗、补阙不入；六曰员外郎、郎中不入；七曰中书舍人、给事中不入；八曰中书侍郎、中书令不入。言此八者，尤加俊捷，直登宰相，不要历绾余官也。朋僚迁拜，或以此更相讥弄。举人应及第者，关检无籍者，不得与第。陈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放榜，章甫上书：“昨见榜云：‘户部报无籍者。’昔傅说无姓，商后置于盐梅之地；屠羊隐名，楚王延以三旌之位，未闻征籍也。范雎改姓易名为张禄先生，秦用之霸；张良为韩报仇，变姓名而游下邳，汉高用之为相。则知籍者，所以计赋耳，本防群小，不约贤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弃之；苟无良德，虽籍何为？”所司不能夺，特谘执政收之。常举外，复有通五经、明一史，以献文章并著述之辈，或府中书考试，亦同制举。
春官氏每岁选升进士三十人，以备将相之任。是日，自状元已下，同诣座主宅，座主立于庭。一一而进曰：“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家。”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重表弟”，或曰“表甥孙”。又有同宗座主宜为侄，而反为叔。言叙既毕，拜礼得申。予辄议曰：“春官氏选士得其人，止供职业耳，而俊造之士，以经术待聘，获采拔于有司，则朝廷与春官氏皆何恩于举子？今使谢之，则与选士之旨，岂不异乎？至有海东之子，岭峤之人，皆与华族叙中表，从使拜首而已。论诸事体，又何有哉？”
神龙元年已来，累为主司者：房光庭再，太极元年、开元元年。裴耀卿再，开元五年、六年。李纳四，开元七年、八年、九年、十年。严挺之三，开元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裴敦复再，开元十九年、二十年。孙逖再，开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已前，并考功员外郎。姚奕再，开元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始命春官小宗伯主之。崔翘三，开元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达奚四，天宝二年、三年、四年、五年。李岩三，天宝六年、七载、八载。李麟再，天宝十载、十一载。阳涣再，天宝十二载、十五载。裴士淹再，至德二年、三年。姚子彦再，干元三年、上元二年。萧昕再，宝应二年、贞元三年。薛邕四，大历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张渭三，大历六年、七年、八年。蒋涣再，大历九年、十年。常兖三，大历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潘炎再，大历十三年、十四年。鲍防三，兴元二年、贞元元年、二年。刘太真再，贞元四年、五年。顾少连再，贞元十年、十四年。吕渭三，贞元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权德舆三，贞元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停举，永贞元年。崔再，元和元年、二年。韦贯之再，元和八年、九年。庾承宣再，元和十年、十一年。王起四，长庆二年、三年、会昌三年、四年。杨嗣复再，宝历元年、二年。崔郾再，太和元年、二年。郑浣再，太和三年、四年。贾饣束再，太和五年、六年。高锴再，开成元年、二年。柳景再，开成五年、会昌元年。陈商再，会昌五年、六年。郑颢再，大中十年、十三年。
董生言：日常右转，星常左转。大凡不满三万，日行周二十八舍，三百六十五度。然必有差，约八十年差一度。自汉文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唐兴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矣。
含元殿，凿龙首冈以为址，彤墀钅口砌，高五十余尺。左右立栖凤、翔鸾二阙，龙尾道出于阙前，倚栏下视，南山如在掌中。殿去五门二里，每元朔朝会，禁军御杖宿于殿庭。金甲葆戈，杂以绮绣；文武缨佩，蕃夷酋长皆序立。仰观玉座，若在霄汉。
太湖中有禹庙。山僧云：“禹导吴江以泄具区，会诸侯于此。”
西明寺、慈恩寺多古画。慈恩塔前壁有“湿耳狮子趺心花”，为时所重。圣善、敬爱两寺，亦有古画。圣善寺木塔院，多郑广文画并书，敬爱寺山亭院有画雉尾若丹砂子，上有进士房增题名处。后有人题曰：“姚家新婿是房郎，未解芳颜意欲狂。见说正调穿泪箭，莫教射破寺家墙。”西北角有病龙院，并吴生画。
卢言旧宅在东都归德坊南街。厅屋是杏木梁，西壁有韦冕郎中画马六匹。
兖州邹县峄山，南面半腹，东西长数十步。其处生桐，相传以为《禹贡》“峄阳孤桐”者也。土人云：此桐所以异于常桐者，诸山皆发地土多，惟此山大石攒倚，石间周回，皆通人行，山中空虚，故桐木响绝，以是珍而入贡也。按《汉书·地理志》：下邳县西，有葛峄山，古之峄阳下邳者是矣。
关西西风则雨，东风则晴，皆以为常候。夫九州之地，洛阳为土中，风雨之所交也。今关西西风则雨，关东东风则雨，是风气各自其方而来，交于土中，阴阳和则雨成。相里汤阴县北有里城，周回可三百余步，其中平实，高于城外地丈余，北开一门，相传文王演《易》之所。曹子建《诘纣文》云：“崇侯何功，乃用为辅？西伯何辜，囚之囹圄？囹圄既成，负土既盈，兴立炮烙，贼害忠贞。”观此意，见文王所囚之地，纣使负土实此城也。未详子建所据。今按：此东顿邱、临黄诸县多有古小城，周一里或一、二百步，其中皆实。郭缘生《述征记》云：“彭城东有宅城，云是崇侯冢，自淮迄于河上。城而实中谓之‘宅’，邱垅可阻谓之‘固’。”然则城小而实，皆古人因依立冢以为保固，子建所云“负土既盈”，或承流俗之传耳。
晋文王欲修九龙堰，阮步兵举锄掘地，得古承水铜龙六枚，堰遂成。水历曷东注，谓之千金渠。晋世又广功焉。石人东肋下文云：“泰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荡坏三曷，今改为曷。更于西开泄，名曰伐（原注：一作代）龙渠。增高千金之旧一丈四尺，若五龙。岁久复坏，可转于西更开三曷。二渠合用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二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毕。”伐龙渠，即九龙渠也。元魏修复故曷，朝廷太和中造石渠于水上。按桥西门之南颊文，称晋元康二年十一月二日毕。汉司空王梁为河南，将引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下流。后张纯堰洛而通漕，是渠今引洛水，盖纯之创也。
凡造物由水，水由土。故江东宜绫纱，宜纸，镜水之故也。蜀人织锦初成，必濯于江，然后文采焕发。郑人以荥水酿酒，近邑与远郊美数倍。齐人以阿井煎胶，其井比旁井重数倍。
蜀土旧无兔鸽。隋开皇中，荀秀镇益州，命左右卖兔、鸽而往。今蜀中鸽尚稀而兔已众。戴祚《西征记》云：“开封县东二佛寺，余至此始见鸽，大小如鸠，戏时两两相对。”祚，江东人，晋末从刘裕西征姚泓，至开封县始识鸽。江东旧亦无鸽。梁武时，侯景围台城，军士熏鼠捕鸽而食。数月之后，殿屋鼠鸽皆尽。然则江东有鸽，亦当自北贲往耳。
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转运使岁运米二百万石以输关中，皆自通济渠入河也。淮南篙工不能入黄河。蜀之三峡，陕之三门，闽越之恶溪，南康赣石，皆绝险之处，自有本土人为工。大抵峡路峻急，故曰“朝离白帝，暮宿江陵”。四月、五月尤险，故曰：“滟大如马，瞿唐不可下；滟大如牛，瞿唐不可留；滟大如袱，瞿唐不可触。”扬子、钱塘二江，则乘两潮发棹。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八十余幅。自白沙溯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信风”。七月、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鸟信，五月麦信。暴风之候，有抛车云，舟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江湖语曰：“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大，此则不啻载万也。洪、鄂水居颇多，与一屋殆相半。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奏声乐，役奴婢，以据舵楼之下。
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广州、安邑。师子国船最大，梯上下数吏，皆积百货。至则本道辐辏，都邑为喧阗。有番长为主人，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船脚，禁珍异，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船发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船没则鸽归。
龙门人皆言善于悬水接水，上下如神，然寒食拜扫必于河滨，终于水死也。
海上居人，时见飞楼如结构之状，甚壮丽者；太原以北晨行，则烟霭之中睹城阙状，如女墙雉堞者：皆《天官书》所谓蜃也。建安郡建安县有大勤墟，中有石，无小大悉如砚形。旧说此墟人有好学，而于义理不能疾晓，常自咎顽愚，每盛夏烈暑，乃肉袒以自负。后因雷雨，空中有人谓曰：“念尔恳诚，吾令尔墟内石，大小俱成砚，苟用者，义理速解，以旌尔志。”雨止视之，果然。今俗谓之“孔砚”。轻纱，夏中用者名为“冷子”，取其似蕉叶之轻健而名之。林邑献火珠，云得于罗刹国。风炉子以周绕通风也，一说形象烽火，名“烽炉子”。
茶拓子，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手，取碟子承之。既啜，杯倾，乃以蜡环碟中央，其杯遂定。即命工以漆环代蜡。宁善之，为制名，遂行于世。其后传者，更环其底，以为百状焉（原注：贞元初，青郓犹绘为碟形，以衬茶碗，别为一家之样。后人多云拓子，非也。蜀相即升平崔家）。
元和中，酌酒犹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誉。数千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无所遗。其后稍用注子，形若，而盖、嘴、柄皆具。太和九年后，中贵人恶其名犯郑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异，名曰“偏提”，时亦以为便，且言柄有碍而屡倾侧。
被袋非古制，不知何时起也，比者远游行则用。太和九年，以十家之累，士人被窜谪，人皆不自保，常虞仓卒之遣，每出私第，咸备四时服用。旧以纽革为腰囊，置于殿乘，至是服用既繁，乃以被袋易之。大中以来，吴人亦结丝为之，或有饷遗，豪徒玩而不用。
都堂南门道中有古槐，垂阴至广。相传夜深闻丝竹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谓之“音声树”。丛有似蔷薇而异，其花叶稍大者，时人谓之“枚槐”，实语讹强名也，当呼为“梅槐”。按《江陵记》云：“洪亭村下有梅槐村。当因梅与槐合生，遂以名之。今似蔷薇者，得非分枝条而滋演哉？至今叶形尚处梅、槐之间，可取此为证，“且未见‘枚槐’之义也。正使便为‘玫瑰’字，岂百花中独珍是，取象于玫瑰耶？”（原注：玫瑰之瑰，音回，不音傀。其音傀者，是琼瑰。字书有证）
豆有红而圆长，其首乌者，举世呼为“相思子”，非也，“甘草子”也。相思子即红豆之异名也。其木斜斫之则有文，可为弹博局及琵琶槽。其树也，大株而白枝，叶似槐。其花与皂荚花无殊。其子若扁豆，处于甲中，通身皆红。李善云“其实赤如珊瑚”是也。又言，甘草非国老之药者，乃南方藤名也。其丛似蔷薇而无刺，叶似夜合而黄细，其花浅紫而蕊黄，其实亦居甲中，以条叶俱甘，故谓之“甘草藤”，土人但呼为“甘草”而已。出在潮阳，而南漳亦有。
雄麻有花，而雌者结实，欲识麻之雌雄，以此辨之。
江东有吐蚊鸟，夏则夜鸣，吐蚊于芦狄中，湖水尤甚。《月令》：出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谓为国之大计，不失农时。故圣人急于养民，务成东作。今天下州郡，立春制一大牛，饰以文彩，即以彩杖鞭之，既而破之，各持其土以祈丰稔，不亦乖乎？七夕者，七月七日夜。《荆楚岁时记》：“七夕，妇人穿七孔针，设瓜果于庭以乞巧。”今人乃以七月六日夜为之，至明晓望于彩缕，以冀织女遗丝，乃是七“晓”，非“夕”也。又取六夜穿七窍针，益谬矣。今贵家或连二宵陈乞巧之具，此不过苟悦童稚而已。
唐世谒见尊者，皆曰：“谨祗候起居。”起居者，动止也，理固不乖。近者复云“谨起居某官”，则“动止某官”，其义何在？相承斯误，曾不经心。
终军请长缨，世多云将系单于。按本传云：“南越与汉和亲，乃遣军使越说其王，欲令入朝比内诸侯。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若系单于，乃贾谊之事。按班固云：“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乃贾谊之事也。又陈思王《表》云：“贾谊弱冠求试属国，请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
有人检陆法言《切韵》，见其音字，遂云：“此吴儿直是翻字太辟。”不知法言是河南陆，非吴郡也。
又有书生读经书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说骆宾王，遂云：“某识其孙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谓“骆宾”是诸王封号也。
毕罗者，蕃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今字从“食”，非也。馄饨，以其象混沌之形，不可直书“混沌”，从“食”可矣。至如不托，言旧未有刀扣之时，皆掌拓烹之，刀扣既具，乃云“不托”，今俗字作“搏托”，非也（原注：元和中，有奸僧鉴虚者，以羊之六腑特造一味，传之于今。时人不得其名，遂以其号目之，曰“鉴虚”。后俗字多作“鉴虚”，率多此类）。
肆有以筐以，或倚或垂，以鬻鲜物者，曰“星货铺”，言其列货丛杂如星之繁。今俗呼“星火铺”，误也。
襄州汉高祖庙，本为交甫解佩于汉皋之义，今为高祖，误。
每岁有司行祀典者，不可胜纪。一乡一里，必有祀庙。南中有泉，流出山洞，常带树叶，好事者目为“流桂泉”，后人乃立为汉高祖之神，尸而祝之。又号为伍员庙者，必五分其髯，谓“五髭须”。
江南有驿官，以干事自任，白刺史曰：“驿中已理，请一阅之。”初至为酒库，诸酝毕熟，其外画神，问：“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公有余也。”一室曰茶库也，诸茗毕贮，复有神，问：“何也？”曰：“陆鸿渐。”刺史益喜。又一室俎库，诸俎毕备，复有神，问：“何也？”曰：“蔡伯喈。”刺史笑曰：“不须置此。”吴主孙皓每宴群臣，皆令尽醉。韦昭饮酒不多，皓密赐茶茗以代饮酒。晋时谢安诣陆纳，无所供办，设茶果而已（案：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之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
军中有透剑门伎。大宴日，庭中设幄数十步，若廊宇者，而编剑刃为榱栋之状。其人乘小马至门，审度端直，鞭马而过，然闻剑动之声，既过而人马无伤。宣武军有小将善此伎，每飨军则为之，所获赏止于三四匹帛而已。一日，主者误漏其名，此人忿恨，诉于所管大将，得复召入。呈伎之际，极为调审。入数步，忽风起马惊，触剑而死。
壁州刺史邓宏庆，饮酒至“平”、“索”、“看”、“精”四字。酒令之设，本骰子“卷白波”律令。自后闻以“鞍马”“香球”，或调笑抛打时上酒，“招”“摇”之号。其后平、索、看、精四字与律令全废，多以“瞻相”“下次据”上酒，绝人罕通者；“下次掘”一曲子打三曲，此出于军中善师酒令，闻于世。
饮坐作令，有不误而饮罚爵者，皆曰“虫伤旱潦”。推其由，盖以为不偶之义。“虫伤”宜为“虫霜”，盖言农田水旱之害。呼曲子名，则“下兵”为“下平”，“阁罗凤”为“阁罗凤”。著词则“河内王”为“河奈王”，“樯竿上”为“长竿上”。如斯之语甚多。唐人酒令：白乐天诗：“鞍马呼教住，骰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盛卢。”（原注：“骰盘”、“卷白波莫走鞍马”，皆当时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乡日月》三卷，载骰子令云；聚十双骰子齐掷，自出手六人，依采饮焉。堂印本采人劝合席；碧油，劝掷外三人。骰子聚于一处，谓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过三章，次改鞍马令，不过一章。又有旗幡令、闪ㄓ令、抛打令。今人不复晓其法矣。唯优伶家犹用手打令以为戏云。
有齿鞋匠与乐工居隔壁。齿鞋者母卒未殓，乐工理声不辍。匠者怒，因相诟成讼。乐工曰：“此某业也。苟不为，衣与食且废。”执政判曰：“此本业，安可丧辍？他日乐工有丧事，亦任尔齿鞋不辍。”
初，诙谐自贺知章，轻薄自祖咏，《军页》语自贺兰广、郑涉。其后咏字有萧昕，寓言有李纾，隐语有张著，机警有李舟、张，歇后有姚岘、孙叔羽，讹语、影带有李直方、独孤申叔，题目人有曹著。有王某云：往岁任同州，见御史出案回，止州驿，经宿不发。忽追杂案，又取印历，锁驿甚急，一州大扰。有老吏窃笑，乃因庖人以通宪胥，许百缣为赠。翌日未明，御史启驿门，尽还案牍，乘马而去。
起居舍人韦绶以心疾废，校书郎李播亦以心疾废。播常疑遇毒，锁井而饮。散骑常侍李益少有疑病，亦心疾也。夫心者，灵府也，为物所中，终身不痊。多思虑，多疑惑，乃疾之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