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 卷八 徽宗
一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观，韩忠彦为之，而非韩忠彦之能为之也。未几而向后殂，任伯雨、范纯礼、江公望、陈瓘以次废黜，曾布专，蔡京进，忠彦且不能安其位而罢矣。锐起疾为而不能期月守，理乱之枢存乎向后之存没，忠彦其能得之于徽宗乎？循已覆之轨者倾，仗非其所仗者踬。以仁宗之慈厚居心，而无旁窥怀妒之小人，然且刘后殂，而张耆、夏竦不能复立于廷，王德用、章德象以与刘后异而急庸。若高后晨陨，群奸夕进，攻击元祐，不遗余力，前事之明鉴，固忠彦等所在目方新者。仍拥一母后以取必于盛年佻达之天子，仗者非所仗也。则邢恕、章惇、蔡卞虽已窜死，岂无继者？祸烈于绍圣，而贞士播弃终身，以恣噂沓之狂夫动摇社稷，后车之覆，甚于前车，亦酷矣哉！ 忠彦虽为世臣，而德望非温公之匹，任伯雨诸人亦无元祐群贤之夙望。一激不振，士气全颓，举天下以冥行而趋于泥淖，极乎靖康，无一可用之材，举国而授之(它人)[非类]，无足怪者。将雪之候，先有微温，其温也，岂暄和之气哉？于是而诸君子之处此也，未易易矣。太后不可恃也，忠彦斯不可恃也；李清臣、蒋之奇之杂进，愈不可恃也；曾布之与忠彦互相持于政府，弥不可恃也。然而温诏之颁，起用之亟，固自朝廷发矣。范忠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伊川曰：“首被大恩，不供职，何以仰承德意。”苏子瞻海外初还，欣然就道。夫固有不可恝于君臣之际者，知其不可恃，而犹欣跃以从，亦君子宅心之厚与！ 虽然，酌之以道，规之以远，持之以贞，而善调元气以使无伤，固有道焉。天下有道，道在天下，则身从天下以从道。天下无道，道在其身，则以道爱身，而即为天下爱道。以道爱身者，喜怒不轻动于心，语默不轻加于物，而进退之不轻，尤其必慎者也。执之仇仇，而知仇仇者之必不我力，不可得而执也。爱而加膝，念加膝者之无难投渊，不以身试渊也。夫且使昏庸之主，知我之不以欣欣而动，弗得以我为赖宠。夫且使邪佞之党，见我之迟迟以进，弗得疑我之力争。夫且使天下之士，惜其名节，念荣宠之非荣，而不辱身以轻试。夫且使四海之民，知世之方屯，隐忍以茹荼苦，而不早计升平，以触苛虐而重其灾。故范淳夫劝蜀公之不赴，而尹和靖疑伊川之易就，非独为二公爱其身也，为天下爱道，而道尚存乎天下也。
以爱君之切，而不忍逆君之命；以忧国之至，而迫欲为国宣力；以恤民之笃，而辄思为民请命；则小人之占风而趋、待隙而钻者，固将曰：彼犹我也。一虚一实迭相衰王，而凶威可试，不遗余力，以捋采而尽刘之；昏庸之主，亦将曰：此呼而可来者，麾而可去，天下安得有君子哉？唯予言而莫违，否则窜之诛之，永锢而无遗种，亦不患国之无人也。后生者，不得与于直道之伸，亦将曰：先生长者，亦尝亟于进矣。则弗待君之果明，臣之果直，未进而获进焉，无不可也，奚必与世龃龉哉？于是而小人有可藉之口，庸主有轻士之情，人士无固穷之节。朝为无人之朝，野为无人之野。则大观以后，迄于靖康，醉梦倾颓，无有止讫，终无一人焉，能挽海宇之狂趋以救死亡，不亦痛与！
宋之不靖也，自景祐而一变矣。熙宁而再变，元祐而三变，绍圣而四变，至是而五变矣。国之靡定，不待智者而知也。乃数十年来，小人迭进，而公忠刚直之臣，项背相依。然求其立难进易退之节，足以起天子之敬畏，立士类之坊表者，无其人焉。骐骥与驽骀争驾，明星与萤火争光，道已贬，身已媟，世安得而不波流，国安得而不瓦解哉？韩忠彦孤立以戴女主，而望起两世之倾危，诸君子何其易动而难静也！伊川贬，而尹和靖、张思叔诸学者皆罹伪学之禁。韩侂胄之恶，自此倡之。则非祸中于国家，而且害延于学术矣。建中靖国之初政，有识者所为寒心也，奚粲然可观之有？
二政之善者，一再传而弊生，其不善者，亦可知矣。政之善者，期以利民，而其弊也，必至于厉民。立法之始，上昭明之，下敬守之，国受其益，人受其赐。已而奉行者非人，假其所宽以便其弛，假其所严以售其苛，则弊生于其闲，而民且困矣。政之不善者，厉民以利国，而其既也，国无所利，因以生害，而民之厉亦渐以轻。立法之始，刻意而行之，令必其行，禁必其止，怨怒积于下而不敢违，已而亦成故事矣。牧守令长之贤者，可与士民通议委曲，以苟如其期会而止，而不必尽如其法。若其不肖者，则虽下不恤民碞，上亦不畏国法，但假之以济其私，而涂饰以应上，亦苟且塞责而无行之之志。则其为虐于天下者，亦渐解散而不尽如其初，则害亦自此而杀矣。故即有不善之政，亦不能操之数十年而民无隙之可避。繇此言之，不善之政，未能以久贼天下；而唯以不善故，为君子所争，乃进小人以成其事，则小人乘之以播恶，而其祸乃延。故曰：“有治人，无治法。”则乱天下者，非乱法乱之，乱人乱之也。 蔡京介童贯以进，与邓洵武、温益诸奸剿绍述之邪说，推崇王安石，复行新法。乃考京之所行，亦何尝尽取安石诸法，督责吏民以必行哉？安石之昼谋夜思，搜求众论，以曲成其申、商、桑、孔之术者，京皆故纸视之，名存而实亡者十之八九矣。则京之所为，固非安石之所为也。天下之苦京者，非其苦安石者也。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祸；唯其杂引吕惠卿、邓绾、章惇、曾布之群小，以授贼贤罔上之秘计于京，则安石之所以贻败亡于宋者此尔。载考熙、丰之时，青苗、保甲、保马、市易之法，束湿亟行，民乃毁室鬻子，残支体，徒四方，而嗁号遍野。藉令迄乎宣、政，无所宽弛，则天下之氓，死者过半，揭竿起者，不减秦、隋之季。乃绍圣踵行，又二十余年，而不闻天下之怨毒倍于前日。方腊之反，驱之者朱靦花石之扰，非新法迫之也。此抑可以知政无善恶，俱不足以持久，倚法以求赢，徒为聚讼而已矣。
神宗之求治也迫，安石之欲售其邪僻之术也坚，交相骛而益之以戾气，力持其是，以与君子争，无从欲偷安之志以缓之，故行之决而督之严，吏无所容其曲折，民无所用其推移，则如烈火之初炎，而无幸存之宿草。及哲宗而以怠心行之，及徽宗而抑以侈心行之矣。则吏民但可有盈余以应诛求，饰文具以免勘督者，自相遁于下而巧避之。且如保甲之法，固可以一纸报成功；青苗之息，固可酒派于户口土田。醉梦之君，狭邪之相，苟足其欲，而以号于人曰：“神宗之所为，吾皆为之矣。”而民之害，亦至此而稍纾矣。 繇此言之，政无善恶，统不足以持久。吏自有其相沿之习，民自有其图全之计。士大夫冒谴以争讼于庭而不足，里胥(牖)[编]户协比以遁于法而有余。故周公制六官，叙六典，纤悉周详，规天下于指掌，勒为成书，而终不以之治周。非不可行也，行之而或遁之，或乘之，德不永而弊且长也。
人主而为国计无疆之休，任贤而已矣；大臣而为君建有道之长，进贤而已矣。所举贤，而以类升者，即不如前人之懿德，而沿流风以自淑，必不为蟊贼者也。所举不肖，而以类升者，岂徒相效以邪哉？趋而愈下，流而愈淫，即求前人之不韪而不可得。呜呼！安石岂意其支流之有蔡京哉？而京则曰：“吾安石之嫡系也。”诸君子又从而目之曰：“京所法者，安石也。”京之恶乃益以昌矣。故善治天下者，章民者志也，贞民者教也，树之百年者人也。知善政之不足恃，则非革命之始，无庸创立己法；知恶政之不可久，则虽苛烦之法，自可调之使驯。读一先生之言，欲变易天下而从己，吾未见其愈于安石也，徒为蔡京之口实而已。 三靖康之祸，自童贯始。狡夷不可信而信之，叛臣不可庸而庸之，逞志于必亡之契丹，而授国于方张之女直。其后理宗复寻其覆轨，以讫其大命。垂至于后，犹有持以夷攻夷之说取败亡者，此其自蹈于凶危之阱，昭然人所共喻矣。而宋之一失再失以陨命者，不仅在此。藉令徽宗听高丽之言，从郑居中、宋昭之谏，斥童贯、王黼之奸，拒马植、张瑴之请，不以一矢加辽，而且输金粟、起援兵、以卫契丹，能必耶律淳之不走死乎？能必左企弓之固守燕山而不下乎？能使女直不压河北而与我相迫乎？能止女直之不驰突渡河而向汴乎？夫然，则通女直之与不通，等也；援辽之与夹攻，等也。童贯兴受其败，而宋之危亡，非但贯之失算也。 辍夹攻之计以援辽，辽存而为我捍女直，此一说也，宋岂能援契丹而存之者？以瓦解垂亡之契丹，一攻之，而童贯败于白沟矣；再攻之，而刘延庆、郭药师败于燕山矣。攻之弗能攻也，则援之固弗能援也。不可以敌爝火将熄之萧干，而可以拒燎原方炽之粘没喝乎？拒契丹而勿援，拒女直而勿夹攻，则不导女直以窥中国之短长，守旧疆以静镇之，此一说也，近之矣。乃使女直灭辽，有十六州之地，南临赵、魏，以方新不可遏之锐气，睥睨河朔之腴士，遣一使以索岁币，应之不速而激其忿怒，应之速而增其狎侮。抑能止锋戢锐，画燕自守，而不以吞契丹者龁我乎？然则夹攻也，援辽也，静镇也，三者俱无以自全。盖宋至是而求免于女直也，难矣。
自澶州讲和而后，毕士安撤河北之防，名为休养，而实以启真宗粉饰太平之佚志，兴封祀、营土木者十八载。仁宗以柔道为保邦之计，刘六符一至，而增岁币如不遑，坐销岁月于议论之中者又四十一年。神宗有自强之志，而为迂谬之妄图，内敝其民于掊克，而远试不教之兵于熙河。契丹一索地界，则割土以畀之，而含情姑待，究无能一展折冲之实算。元祐以还，一彼一此，聚讼盈廷，置北鄙于膜外者又二十余年。阃无可任之将，伍无可战之兵，城堡湮颓，戍卒离散。徽宗抑以嬉游败度，忘日月之屡迁。凡如是者几百年矣。则攻无可攻，援无可援，镇无可镇。请罢夹击之师者，罢之而已；抑将何以为既罢之后画一巩固之谋邪？故曰童贯误之，非徒童贯误之也。
虽然，宋即此时，抑岂果无可藉以自振者乎？以财赋言，徽宗虽侈，未至如杨广之用若泥沙也。尽天下之所输，以捍蔽一方者，自有余力。以兵力言，他日两河之众，村为屯、里为砦者，至于飘泊江南，犹堪厚用。周世宗以数州之士，乘扰乱之余，临阵一麾，而强敌立摧，亦非教练十年而后用之也。以将相言，宗汝霖固陶侃之流匹也。张孝纯、张叔夜、刘子羽、张浚、赵鼎俱已在位，而才志可征。刘、张、韩、岳，或已试戎行，或崛起草泽，而勇略已著。用之斯效，求之斯至，非无才也。有财而不知所施，有兵而不知所用。无他，唯不知人而任之，而宋之亡，无往而不亡矣。 不知犹可言也，不任不可言也。是岂徒徽宗之闇，蔡京之奸，败坏于一旦哉？自赵普献猜防之谋，立国百余年，君臣上下，惴惴然唯以屈抑英杰为苞桑之上术。则分阃临戎者，固以容身为厚福，而畏建功以取祸。故平方腊，取熙河，非童贯以奄宦无猜，不敢尸战胜之功。哓哓者满堂也，而窥其户，久矣阒其无人矣。虽微童贯挑女直以进之，其能免乎？汉用南单于攻北单于，而匈奴之祸讫；闭关谢绝西域，而河西之守固；唯其为汉也。庙有算，阃有政，夹攻可也，援辽可也，静镇尤其无不可也。唯其人而已矣。
四奸人得君久，持其权而以倾天下者，抑必有故。才足以代君，而贻君以宴逸；巧足以逢君，而济君之妄图；下足以弹压百僚，而莫之敢侮；上足以胁持人主，而终不敢轻。李林甫、卢杞、秦桧皆是也。进用之始，即有以耸动其君，而视为社稷之臣；既用之，则信向而尊礼之；权势已归，君虽疑而不能动摇之以使退。故高宗置刀韡中以防秦桧，而推崇之益隆；卢杞贬，而德宗念之不衰；李林甫非杨国忠之怀忮以相反，玄宗终莫之轻也。而其时盈廷之士，无敢昌言其恶，微词讥讽而祸不旋踵矣。而蔡京异是。
徽宗之相京也，虽尝赐坐而命之曰：“卿何以教之？”亦戏也。实则以弄臣畜之而已。京之为其所欲为也，虽奉王安石以为宗主，持绍述之说以大残善类。而熙、丰之法，非果于为也，实则以弄臣自处而已。其始进也，因与童贯游玩，持书画奇巧以进，而托之绍述，以便登揆席。其云绍述者，戏也。所师安石以周官饰说者，但“唯王不会”之一言，所以利用夫戏也。受宠既深，狂嬉无度，见安妃之画像，形之于诗；纵稚子之牵衣，著之于表；父子相仍，迭为狎客。乃至君以司马光谑臣，臣以仁宗谑君，则皆灼然知其为俳优之长，与黄幡绰、敬新磨等。帝亦岂曰此可为吾任社稷者？京、攸父子亦岂曰吾为帝腹心哉？唯帝之待之也媟，而京、攸父子之自处也贱，故星变而一黜矣，日中有黑子而再黜矣，子用而父以病免，不得世执朝权矣。在大位者侯蒙、陈显，斥之为蟊贼，而犹优游以去；冗散之臣如方轸，草泽之士如陈朝、陈正汇，诃之如犬豕，而犹不陷于刑。未尝有蟠固不可摇之势也。徽宗亦屡欲别用人代之矣。而赵挺之、何执中、张商英之琐琐者，又皆怀私幸进，而无能效其尺寸。是以宠日以固，位日以崇，而耆老不死，以久为贼于天下。计自其进用以迄乎南窜之日，君亦戏也，臣亦戏也。嗣之者，攸也、绦也；偕之者，王黼也、朱靦也、李邦彦也；莫非戏也。花鸟、图画、钟鼎、竹石、步虚、受箓、倡门、酒肆，固戏也；开熙河、攻交趾、延女直、灭契丹、策勋饮至、献俘肆赦，亦莫非戏也。如是而欲缓败亡之祸，庸可得乎？
故有李林甫，不足以斩肃宗之祚；有卢杞，不足以陷德宗于亡；有秦桧，不足以破高宗之国。京无彼三奸之鸷悍，而祸乃最焉。彼之为恶者，犹有所为以钳服天下；而此之为戏者，一无所为也。彼之得君者，君不知其奸，而奸必有所饰；此之交相戏者，君贱之而不能舍之，则无所忌以无不可为也。即无女直，而他日起于草泽，王善、李成、杨么之徒，一呼而聚者百余万，北据太行，南蹂江介，足以亡宋而有余矣。撄狡强锐起之天骄，尚延宋祚于江左，幸也。虽然，唯其戏也，含诟忍耻以偷嬉宴，则其施毒于士民者亦浅，固有可以不亡者存焉。京年八十，而与子孙窜死于南荒，不得视林甫、杞、桧之保躯命于牖下也。足以当之矣。
五杨龟山应诏而出，论者病之，亦何足以病龟山哉？君子之出处，唯其道而已矣。召之者以道，应之者以道，道无不可，君子之所可也。徽宗固君也，进贤者，君之道也。蔡京固相也，荐贤者，相之道也。相荐之，天子召之，为士者无所庸其引避。天下虽无道，而以道相求，出而志不行，言不庸，然后引身而退，未失也。龟山何病哉？当其时，民病亟矣，改纪一政而缓民之死，即吾仁也；国危迫矣，匡赞一谋而救国之危，即吾义也。民即不能缓其死，而吾缓之之道不靳于言；国即不能救其危，而吾救之之方不隐于心；则存乎在我者自尽，而不以事之从违为忧。君子之用心，自有弗容已者。徽宗虽闇，而犹吾君；蔡京虽奸，而犹吾君之相；相荐以礼，相召以义，奚容逆亿其不可与有为而弃之。病龟山者，将勿隘乎？
虽然，试设身以处，处龟山之世，当重和之朝廷，而与当时在位之人相周旋，固有大难堪者。不知龟山之何以处此也？易于艮之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曷厉乎？厉以其熏也。立孤阳于四阴之中，上无与应，熏之者莫非阴浊也，故危也。孔子之道大矣，非可凌躐而企及者。然而其出也，以卫灵公之荒淫，而固有蘧瑗、史鱼在也。则立乎其廷，周回四顾，而可与为缘者不乏，则群小之熏，不能乱君子之臭味。故季斯、公山弗扰、佛肸皆可褰裳以涉；而女乐一归，则疾舍宗国而不为忍。何也？奸邪者，君子之所可施其檠括；而同昏之朝，腥闻熺然，环至以相熏，则欲姑与之处，而无以自置其身。孔子且然，况不能为孔子者乎？龟山方出之时，何时邪？徽宗如彼矣，蔡京如彼矣，蔡攸、王黼、童贯、梁师成之徒又如彼矣。而一时人士相趋以成乎风尚者，章醮也，花鸟也，竹石也，钟鼎也，图画也。清歌妙舞，狭邪冶游，终日疲役而不知倦。观乎靖康祸起，虏蹂都城，天子嗁号，万民震栗，而抄剳金帛之役，洪刍、王及之辈，皆一时自标文雅之士，劫宫娥以并坐，歌谑酣饮，而不以死为忧。则当时岂复有奸邪哉？聚鸟兽于君门，相为蹢躅而已。龟山以严气正性之儒者，孤立于其闲。槐棘之下，谁与语者？待漏之署，谁与立者？岁时往还之酬答，谁氏之门可以报谒？栫棘及肤，丛锥刺目，彼则无惭，而我能自适乎？庄生曰：“撄而后宁。”亦必有以宁也，亦必相撄而后相拒以宁也。不能撄我，而只以气相熏染，厉而已矣，奚宁哉？念及此，则龟山之出，诚不如其弗出矣。
于是而尹和靖之坚不欲留，尚矣。艮之上曰：“敦艮，吉。”超出群阴之上，与三异志，而时止则止，非道之必然，心之不得不然也。道生于心，心之所安，道之所在。故于乱世之末流，择出处之正者，衡道以心，而不以心仿道；无以熏其心而心泰矣。尚奚疑乎？
六势极于不可止，必大反而后能有所定。故易曰：“倾否，先否后喜。”否之已极，消之不得也，倾之而后喜。惜其倾而欲善保其终，则否不倾而已自倾。谋国者，志非不忠，道非不正，不忍视君之琐尾、民之流离，欲因仍而补救之，其说足以耸动天下。乃弗能救也，而只甚其危亡，则唯惜倾而靳于倾者使之然也。
宋至徽宗之季年，必亡之势，不可止矣。匪徒女直之强不可御也，匪徒童贯之借金亡辽之非策也，尤匪徒王黼受张瑴之降以挑狡虏也。君不似乎人之君，相不似乎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于是而宇文虚中进罪己之言，吴敏、李纲定内禅之策，不可谓非消否之道也。乃汴都破，二帝俘，愈不可挽矣。内禅者，死守之谋也。死守则必有死守之具矣。任庙算者唯纲，纲之外无人矣；任戎阃者唯种师道，师道之外无人矣。尽纲之谋，竭师道之勇，可以任此乎？朱子固已论之曰：“不足恃也。”且微徒纲与师道也，婴孤城，席懈散之势，一日未亡，一日有处堂之计。人心不震，规画不新，虽诸葛孔明不能止荆州之溃，虽郭子仪不能已陕州之奔。何也？势已倾者不倾，而否亦不倾也。乱起于外者，制之以中；乱集于中者，制之以外。处于有余之地，而后可以自立；可以自立，而后可以御人。先王众建诸侯，以为藩屏，时巡其守，王迹以通，五服四方皆天子之外舍也。故幽王死于宗周，而襄王存于氾水。春秋记之曰：“天王出居于郑。”居者，其所宜居也。举天下而皆其所居，则皆其所自立矣。皆其所居，而拘挛于不可久居者以自困；则有余之地，皆非其地，有余之人，皆非其人，畏倾而倾必及之。否岂有自消之理哉？
徽宗南奔以避寇，势迫而不容弗避，避之尚未足以亡也。以势言之，头不剸者命不倾；以理言之，死社稷者，诸侯之道也，非天子之道也。诸侯弃其国而无国，天子弃都城而固有天下，未丧其世守也，故未大失也。其成乎必亡者，内禅而委位于钦宗也。委位于钦宗，则徽宗非天下之君矣。本不可以为人之君，而又委位以自失其柄，为萧然休老之人。则处有余之地而非其地，抚有余之人而非其人。权藉之所归，据之以抗强虏者，犹然孑处危城之嗣主。是出奔犹未失，而内禅之失，不可救矣。唐玄宗走蜀，而太子北走朔方，犹太子也。玄宗犹隐系东南人心，而人知有主。太子虽立，而置身于外，以收西北之心，故可卷土重来以收京阙。钦宗受内禅之命，是天子固在汴京，走而东者，已非天子也。盈廷之士，类皆谗贼之余，婴城之众，徒恋身家之计。纲以此曲徇其意，拥钦宗以迟回于栈豆。为之名曰“效死弗去”。肩货贿以惜迁徙之愚氓，群起欢呼，以偷一日之安。怀、愍之覆辙，憯莫之惩，以冥行而蹈之，不亦悲乎！
向令内禅不行，徽宗即出，人知吾君之尚在，不无奋死之心；帝持大柄以旁招，尚据河山之富；群小抱头以骇散，不牵筑室之谋；太子受钺以抚军，自效广平之绩；揆其时势，较康王之飘泊济州者，尚相什百也。唯纲昧此，惜此四面受敌之孤城，仍此议论猥繁之朝廷，率此奸邪怙党之佥壬，殉此瞻恋秾华之妇稚。虏兵乍退，歌舞仍前。夫且曰：“微纲之使有君而有国也，安得此晏处之休哉？是奠已溃之宗祊而宁我妇子也，功施不朽矣。”盘庚曰：“胥动以浮言。”非此谓与？ 徽宗以脱屣自恣之身，飘然而去，翩然而归，既不能如德宗之在奉天。钦宗以脃弱苟延之命，有召不应，有令不行，抑不能如肃宗之在灵武。都城官吏军民，以浮华安佚之累，倏然而忧，俄然而喜，终不能如朔方、邠、宁之军，愤起反攻，以图再造。祸在转盼，而犹为全盛之图，纲何未之思也！其在当日者，城连万雉，阙启千门，鸡犬方宁，市廛未改，不忍弃之一朝，而思奉一人以固守，夫岂非忧国恤民之至意？而目前之殷盛，一俄顷之浮荣；转盼之凋残，成灰飞之幻梦。卒使两君俘，六宫虏，金帛括尽，冻饿空城，曾不得逸出以谋生，而上下交绝其大命。如是而以为不忍，其忍也，不已惨乎？故所咎于纲者，有所惜而忘所大惜也。邪说行，狂夫逞，敷天之痛，纲其罪之魁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