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札记》 卷十六 新旧唐书
旧唐书源委
晋出帝开运二年六月，监修国史刘煦、史官张昭远（后以避刘智远讳，但名昭，宋史有传）以新修唐书纪、志、列传并目录，凡二百三卷上之，赐器币有差。（晋纪）此旧唐书所以首列刘煦名也。然薛、欧二史刘煦传俱不载其有功于唐书之处，但书其官衔“监修国史”而已。盖煦为相时，唐书适讫功，遂由煦表上，其实非煦所修也。
唐末播迁，载籍散失，自高祖至代宗尚有纪传，德宗亦存实录，武宗以后六代，惟武宗有实录一卷，余皆无之。（五代会要） 梁龙德元年（梁末帝），史馆奏请“令天下有记得会昌（唐武宗）以后公私事迹者，抄录送官，皆须直书，不用词藻，凡内外臣僚奏行公事，关涉制置沿革，有可采者并送官。”（梁纪）
唐长兴中（后唐明宗），史馆又奏“宣宗以下四朝未有实录，请下两浙、荆、湖等处，购募野史及除目朝报、逐朝日历、银台事宜、内外制词、百司簿籍上进，若民间收得或隐士撰成野史，亦令各列姓名请赏。”从之。（后唐纪及五代会要）闻成都有本朝实录，即命郎中庾传美往访，及归，仅得九朝实录而已。（后唐纪）
可见唐书因载籍散佚，历梁、唐数十年未溃于成，直至晋始成书，则纂修诸臣搜剔补缀之功不可泯也。今据薛、欧二史及五代会要诸书考之： 晋天福五年（高祖石敬瑭），诏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光同修唐史，宰臣赵莹监修。（晋纪）莹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正史。（莹传）贾纬丁忧归，莹又奏以刑部员外郎吕琦、侍御史尹拙同修。（晋纪）莹又奏请“据史馆所缺唐书实录，下敕购求。况唐咸通中（懿宗）宰臣韦保衡与薛伸、皇甫焕撰武宗、宣宗实录，皆因多事，并未流传。今保衡、裴贽现有子孙居职，或其门生故吏亦有纪述者，请下三京诸道，凡有此数朝实录，令其进纳，量除官赏之。会昌至天祐（武宗至昭宗），垂六十年，李德裕平上党，有武宗伐叛之书；康承训定徐方，有武宁本末之传。凡此之类，令中外臣僚有撰述者，不论年月多少，并许进纳。”从之。（五代会要）是此事赵莹为监修，综理独周密，故莹本传，谓“唐书二百卷，莹首有力焉。”
昭宗一朝全无纪注，天福中，张昭远重修唐史，始有昭宗本纪。（五代史补）是张昭远于此事搜辑亦最勤，故刘煦上唐书时，与昭远同署名，昭远寻加爵邑，酬修史之劳也。（晋纪）
贾纬长于史学，以武宗之后无实录，采次传闻，为唐年补录六十五卷，入史馆，与修唐书。（纬传）今旧唐书会昌以后纪传，盖纬所纂补。
又赵熙修唐书成，授谏议大夫，赏其笔削之功。（熙传）
是则旧唐书之成，监修则赵莹之功居多，纂修则张昭远、贾纬、赵熙之功居多，而刘煦传并不载经画修书之事，今人但知旧唐书为煦所撰，而不知成之者乃赵莹、张昭远、贾纬、赵熙等也，故特标出之。 新唐书
宋仁宗以刘煦等所撰唐书卑弱浅陋，命翰林学士欧阳修、端明殿学士宋祁刊修，曾公亮提举其事，十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修撰纪、志、表，祁撰列传。故事：每书首只用官尊者一人。修以祁先进，且于唐书功多，故各署以进。（修传）祁奉诏修唐书十余年，出入卧内，尝以稿自随，为列传百五十卷。（祁传）
论者谓“新书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此固欧、宋二公之老于文学，然难易有不同者。
旧书当五代乱离，载籍无稽之际，掇拾补辑，其事较难。至宋时文治大兴，残编故册次第出见。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数十百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精详。 又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如孙甫著唐史记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历其间，人谓“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也。”又赵瞻著唐春秋五十卷，赵邻几追补唐实录会昌以来日历二十六卷，陈彭年著唐纪四十卷。（以上见宋史各本传）诸人皆博闻勤采，勒成一书，必多精核。欧、宋得藉为笔削之地。又吕夏卿熟于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宋史夏卿传）宋敏求尝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百四十卷，王尧臣修唐书以敏求熟于唐事，奏为编修官。（宋史敏求传）是刊修新书时，又得诸名手佽助，宜其称良史也。
唐实录国史凡两次散失
唐时修实录、国史者皆当代名手。今可考而知者：
高祖实录二十卷、太宗实录二十卷（皆敬播撰，房元龄监修），
又贞观实录四十卷（令狐德棻撰贞观十三年以后事，长孙无忌监修，其时同修者，又有敬播、顾允、邓世隆、慕容善行、孙处约、刘顗、庾安礼，俱为修史学士，见德棻及允、处约等传），其后许敬宗又奏改正，高宗以其事多失实，又命宰臣刊正。（见郝处俊传）（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敬播等所修颇详直，敬宗辄以己意改之。敬宗贪财，嫁女于钱九陇，本皇家隶人也，乃列之于刘文静等功臣传，又其子娶尉迟敬德女，则为敬德作佳传，以太宗赐长孙无忌之威凤赋，移为赐敬德者。事见敬宗传。而播传又谓播与敬宗同撰，盖当元龄、无忌监修时，播已在事，至是又徇敬宗意而与之同改修耳） 高宗实录三十卷（许敬宗、令狐德棻等撰），
后修实录三十卷（德棻等所撰，止干封，刘知几、吴兢续成之），
又有武后所定高宗实录一百卷（见艺文志），
韦述所撰高宗实录三十卷（见述传）， 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魏元忠、武三思、祝钦明、徐彦伯、柳冲、韦承庆、崔融、岑羲、徐坚撰。刘知几、吴兢删正。见艺文志及元忠传。按刘子元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武三思不听，而吴兢书张易之诬元忠有不顺之言，引张说为证，说已许之，赖宋璟力阻，始对武后谓“元忠无此语。”后说见实录所书如此，嘱兢改之，兢曰“如此何名实录？”是刘、吴二人修实录，尚多直笔），
中宗实录二十卷（见艺文志，谓吴兢撰，而岑羲传又谓羲撰，其书节愍太子之难，谓冉祖雍诬睿宗及太平公主连谋，羲密疏保护之，是岑羲亦在修史之列），
睿宗实录五卷（亦吴兢撰，刘知几又有太上皇实录十卷，记睿宗为太上皇时事也），
玄宗实录二十卷（张说与唐颖等撰，开元初年事），
又有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见艺文志，不著撰人姓氏），
代宗时又修成一百卷（令狐峘撰，时起居注散亡，峘裒掇诏策成之，而开元天宝间名臣事多漏略，拙于去取，不称良史。见峘传）
肃宗实录三十卷（元载监修），
代宗实录四十卷（亦令狐峘撰，峘受诏纂修未成，坐事贬外，诏许在外成书，元和中，其子丕上之）， 建宗实录十卷（沈既济撰，时称其能。见济传）， 德宗实录五十卷（蒋乂、韦处厚、独孤郁、樊绅、林宝等撰，凡五年书成，裴监修），
顺宗实录五卷（韩愈、沈传师、宇文籍撰，李吉甫监修。按愈传：修顺宗实录，拙于取舍，为世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改修，而愈婿李汉、蒋系皆在显位，诸公难之。又郑覃传：文宗尝谓“事不详实，史臣韩愈，岂屈人耶？”是当时论者皆多此异议。然路隋传：谓愈所书禁中事皆切直，宦官不喜，咸议其非，故文宗诏隋刊正，隋奏“周居巢、王彦威、李固言，皆谓不宜改。而宰臣李宗闵、牛僧孺谓‘史官李汉、蒋系皆愈之婿，不可参撰。’臣独以为不然，愈所书，本非己出，自元和至今无异词，但请示其甚谬者，付下刊定可耳。”乃诏“摘出贞元、永贞间数事改正，余不复改。”据此，则愈所撰本非失实，特宦寺等妄论之耳），
宪宗实录四十卷（蒋系、沈传师、郑浣、陈夷行、李汉、宇文籍、苏景允撰，杜元颖、韦处厚、路隋监修。敕隋与处厚更日入直，书未成，且免常参。传师寻授湖南观察使，元颖引张说、令狐峘之例，奏令传师以史稿即官下成之。俱见各本传。按宪宗实录凡两次重修，武宗时，李德裕当国，欲掩其父吉甫不善之迹，奏请重修，诏允之，并令旧本不得注破，候新撰成时，同进史官。郑亚等希德裕意，多所删削，德裕又奏“旧本多载禁中之言，夫公卿论奏必有章疏；藩镇上表，亦有批答，若徒得自其家，未足为据。今后实录所载必须有据者，方得纪述。”从之。议者谓“德裕以此掩其改修之迹也。”又李汉传：汉修宪宗实录，书宰相李吉甫事，不相假借，德裕恶之，乃坐以李宗闵党贬逐。此会昌中重修也。及宣宗即位，又诏“元和实录乃不刊之书，李德裕擅敢改张，夺他人之懿节，为私门之令猷。”周墀亦奏“德裕窜寄他事，以广父功。”乃诏崔龟从等刊落。此大中再定本也。俱见本纪及各本传内）
穆宗实录二十卷（苏景贶、王彦威、杨汉公、苏涤、裴休撰。路隋监修）， 敬宗实录十卷（陈商、郑亚撰，李让夷监修），
文宗实录四十卷（卢耽、蒋偕、卢告、牛丛撰，魏监修）， 武宗实录三十卷（韦保衡监修），
宣宗以后无实录（大顺中，诏修宣、懿、僖实录，而日历记注亡缺，史官裴廷裕因摭宣宗政事奏记于监修杜让能，名曰东观奏记，凡三卷，以后诸帝皆无实录）。
此诸帝实录见于各本纪、列传及艺文志者也。
其总辑各实录事迹，勒成一家言，则又别有国史。
先是吴兢在长安，景龙间任史事，武三思、张易之等监修，事多不实，兢不得志，乃私撰唐书、唐春秋，未就，后出为荆州司马，以史草自随。会萧嵩领国史，奏遣使就兢取其书，凡六十余篇。（兢传）此第一次国史也。然尚未完备。 开宝间，韦述总撰一百一十二卷并史例一卷，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述传）此第二次国史也。 肃宗又命柳芳与韦述缀辑吴兢所次国史，述死，芳绪成之。起高祖讫干元，凡一百三十篇。而叙天宝后事，去取不伦，史官病之。（芳传）此第三次国史也。
后芳谪巫州，会高力士亦贬在巫，因从力士质问，而国史已送官，不可改，乃仿编年法，为唐历四十篇，以力士所传，载于年历之下，颇有异同。（亦芳传）然芳所作，止于大历，宣宗乃诏崔龟从、韦涣、李荀、张彦远及蒋偕分年撰次至元和，为续唐历三十卷（蒋偕、崔龟从等传）此第四次国史也。
是唐之实录、国史本极详备，然中叶遭安禄山之乱，末造又遭黄巢、李茂贞、王行瑜、朱温等之乱，乃尽行散失。
据于休烈传云：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俱在兴庆宫，京城陷贼后，皆被焚。休烈奏请降敕招访有人收得者送官重赏。数月内仅收得一两卷，惟史官韦述藏国史一百一十三卷送于官。是天宝后所存仅韦述之本也。
广明乱后，书籍散亡，五代修唐书时，因会昌以后事迹无存，屡诏购访。据旧唐书宣宗纪论云“宣宗贤主，虽汉文、景不过也，惜乎简籍遗落，十无二三。”又五代会要所云“有纪传者惟代宗以前，德宗亦只存实录，武宗并只实录一卷。”则虽有诏购访而所得无几。此五代时修唐书之难也。
新唐书韦述等传赞云“唐三百年，业钜事丛，其间巨盗再兴，国典焚逸。大中以后，史录不存。故圣主贤臣、叛人佞子，善恶汨汨，有所未尽。”然则不惟旧唐书多所阙漏，即新唐书搜采极博，亦尚歉然于文献之无征也。
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五代修唐书，虽史籍已散失，然代宗以前尚有纪传，而庾传美得自蜀中者，亦尚有九朝实录。今细阅旧书文义，知此数朝纪传多钞实录国史原文也。凡史修于易代之后，考覆既确，未有不据事直书，若实录、国史修于本朝，必多回护。观旧书回护之多，可见其全用实录、国史而不暇订正也。
以本纪而论：
高宗上元二年，皇太子弘之死，由武后酖之也。而书：皇太子弘薨于合璧宫之绮云殿。（新书书：天后杀太子弘）
章怀太子之死于巴邱，亦武后令邱神绩迫令自杀也。而书：庶人贤死于巴邱。（新书书：天后杀庶人贤）
薛怀义承辟阳之宠，至命为行军大总管，以宰相李昭德、苏味道为其幕僚，后以恣横杀之。而后纪绝无一字及怀义。（新书书：永昌元年，白马寺僧薛怀义为行军大总管，击突厥。证圣元年，书：杀薛怀义。） 张易之兄弟被诛，本张柬之等建谋举事，而书：张易之与弟昌宗反，皇太子率左羽林军桓彦范等诛之。（新书书：张柬之、崔元晖等以羽林兵讨乱，张易之等伏诛，帝复于位）其后张柬之等五王为武三思诬构至死，亦全不书。
杨贵妃本寿王瑁妃，度为女道士，号太真，召入宫，此开元二十八年事也。本纪亦不书。直至天宝四载，始书：册太真杨氏为贵妃。而绝不见其来自寿邸之迹。（新书则先书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号太真，后书册太真为贵妃。）
至如穆宗以下诸帝皆宦官所立，而本纪绝不书，凡故君纪内必先书遗诏：以某嗣位。而于新君纪内即书：某月日柩前即位。一似授受得其正，皆先帝弥留时所定，而宦官无与者。
此本纪之回护也。
其列传如：
皇后传内，宪宗郭后历穆、敬、文、武四朝，皆居重闱之尊，诸帝孝养备至。迨宣宗即位，其母郑本后侍儿，有宿怨，宣宗奉养遂薄。后郁郁，登楼将自殒，帝闻不喜，是夕，后暴崩。其后议葬景陵外园，太常王皞请合葬景陵，帝令宰相白敏中责之，皞曰“后乃宪宗元妃，事顺宗为子妇，历五朝母天下，岂容有异议！”皞遂贬。是郭后在宣宗时不得其死，自是实事。（见新书及通鉴）而旧书后本传乃云：诸帝既极孝养，宣宗继统，后之诸子也，恩礼愈异于前朝。大中年，崩于兴庆宫。一似全福令终，并无嫌隙之处。
又宣宗母郑本丹阳人，有相者云“当生天子。”李锜闻之，纳为妾。后锜反，没入宫，宪宗幸之，遂生宣宗。（见新书及通鉴）是后之由李锜没入掖廷，自有原委。而旧书但云：宪宗时在内职御女之列。旧史残缺，未见族姓所出、入宫之由，亦是讳其所出也。
曹王明之母，本齐王元吉妃，太宗纳之而生明，后即以明为元吉后。（见新书曹明王传）而旧书不载。
杨弘武为吏部，高宗责其授官多非才，弘武对曰“臣妻悍，此其所嘱，故不敢违。”盖以讽帝也。（见新书弘武传）旧书弘武传不载。
苏良嗣为相，遇薛怀义于朝，颇偃蹇，良嗣叱左右批其颊，曳去。武后谓怀义曰“师第出入北门，彼南衙宰相行来，勿犯之。”（见新书良嗣传）而旧书良嗣传不载。
甚至褚遂良传不载其倾陷刘洎之事。
李世绩传不载其瞻徇立武后之事。辛云京传不载其激变仆固怀恩之事。（怀恩引回纥可汗兵讨贼，过太原，辛云京以可汗系其婿，恐被袭，遂闭门不出犒军。及回纥讨贼还，过城下，亦不出。于是怀恩怒，遂叛。通鉴载之甚详，亦见旧书怀恩传，而云京传不载。）
田神功传不载其先为贼将之事。（神功先为安禄山兵马使，归朝后，守陈，与贼战不胜，又降史思明，思明令其南略江淮，遂再归顺。旧书竟不叙，但云“上元中为平卢兵马使，破贼于郑州。”似未尝失身于贼者，岂以其晚节忠朴而代为讳耶？）
李勉传不载其逃弃汴城之事。（李希烈攻襄州，诏勉出兵救之，勉以贼兵攻襄，则许下必虚，攻许则襄围自解。乃遣将攻许，未至为贼兵所败，希烈自来攻汴，勉固守不支，乃溃围出。旧书不载败状，但云“若与贼战，多杀无辜，遂南奔。”而传论并谓“与其坐受丧败，不如避寇全师。”是更为洗雪矣。）
郝玭传不载马璘不城临泾之事。（玭为临泾将，请于其帅马璘，城临泾以控戎骑。或谓璘曰“如此，则边塞久安，公复何足重？”乃不听。旧书但云“玭请于主帅，不听。”而不著马璘姓氏，似为璘讳者。）
李辅国传不载代宗遣人夜刺杀之事，但云“夜盗入其家，杀之。”鱼朝恩传不载帝使人擒缢之事，但云“自缢死。”盖当时朝旨本以为盗杀及自缢，故国史从而书之，此又列传之回护也。
实录、国史书法既有回护，易代后修史时，考其非实，自应改正而直笔书之。乃旧书书法仍复如此。如其全用旧史之文，不复刊正也。 今按唐绍传：先天二年，今上讲武骊山，绍以仪注不合，坐斩。“今上”指玄宗也，此玄宗实录原文也。
刘仁轨传后引韦述论云“仁轨好以甘言悦人，以收物望；戴至德正色拒下，推善于君，故身后毁誉各异。”此引用韦述国史旧文也。而刘仁轨、裴行俭、郝处俊传论并称仁轨曰刘栾城，行俭曰裴闻喜，处俊曰甑山，不称名而称爵邑，史家无此法，更可见韦述当日尊呼前辈之称，而非易代后史官之词也。
崔元翰传，谓李汧公镇滑台，辟元翰为从事。“汧公”，李勉也。薛伾传，谓尚父汾阳王召置麾下。“汾阳王”，郭子仪也。此并是元翰、伾家状送入史馆者，国史即用之不及改，五代修史时，亦即用之，不复改也。 惟全录旧文，而旧时史官本皆名手，故各传有极工者，如：
高仙芝、封常清二传，似分似合，常清传内，载其临死谢表，郁勃悲凉，而继之以仙芝之死，叹息数语，觉千载下犹有生气。
又如郭子仪传，乃裴所修，首尾整洁，无一酿词。 因此可知唐史官之老于文学也。
至会昌以后无复底本，杂取朝报吏牍补缀成之。 故本纪书吴湘狱案至千余字。
咸通八年，并将延资库计帐贯匹之数琐屑开入，绝似民间记簿。其除官必先具旧衔，再入新衔，如以某官某人为某官，下至刺史亦书于本纪。是以动辄累幅，虽邸抄除目无此繁芜也。
然亦有未可轻訾者，凡本纪只略具事由，而其事则详于列传此书。
如庞勋之乱、黄巢之乱、李茂贞、王行瑜等之劫迁、朱温之篡弑，即于本纪详之，不待翻阅各传已一览了如。迁固本有此体，非必纪内只摘事目也。其余列传虽事迹稍略，而文笔极为简净，以新书比较，转逊其老成。
则五代修史诸人，如张昭远、贾纬等亦皆精于史学，当缺漏支诎中，仍能补缀完善，具见撰次之艰，文字之老。今人动谓“新书过旧书远甚。”此耳食之论也。新书谓“旧史之文，浅则入俚，简则及漏，或有所讳而不得逞耶？或因浅仍俗而不足于文也。”此亦偶摘旧书之俚俗缺略者疵之耳，其佳处终不可没也。 新唐书本纪书法
新唐书书法多可议者。
武德元年，唐帝追谥隋太上皇为炀帝。贞观四年，李靖破突厥，获隋萧后及炀帝孙正道。此大事也，而本纪不书。（旧书书之）
薛举寇泾州，虽因秦王卧病，刘文静出战而败，然主兵者秦王也，乃但书刘文静及薛举战，败绩。（旧书书“秦王与薛举战，败绩。”）
秦王擒窦建德，降王世充，献俘于朝，斩建德于市，流世充于蜀。本纪但书“建德伏诛”，而世充放流之事不书。则世充如何决遣乎？ 突利、颉利，两可汗也，乃李靖擒颉利则书，突利来奔则不书。
侯君集擒高昌王麴智盛则书，李靖擒吐谷浑慕容伏允则不书。体例亦不画一。
凡书伏诛者，以其有罪而正法也。
玄宗讲武骊山，以仪注有失，斩唐绍。绍死后，玄宗追悔之。是其本罪本不至死，而书“唐绍伏诛”。（旧书“唐绍斩于纛下”）
封常清与禄山战，败奔陕郡，劝高仙芝速守潼关，仙芝至关，缮守备，贼至不得入，乃去。是二人皆无死罪也，而书“封常清、高仙芝伏诛”。（旧书“斩常清、仙芝于潼关”）是不亦太刻乎？此数人皆书“伏诛”矣！
宦官陈宏志弑宪宗，幸逃其罪，文宗始赐死于清泥驿。新书于宪宗纪，既书“陈宏志反，帝暴崩”矣，又于文宗纪论，谓“帝能诛宏志，亦足伸其志矣。”则清泥驿之赐死，自必应书“伏诛”，乃反书“杀陈宏志”，一似无罪而枉杀者。此更两失之也。 奉天之围，朱泚来攻二十余日，皆浑瑊昼夜拒战，得保危城，而本纪但书“甲子，瑊与泚战城下，败之。”似瑊之战，只此一次矣。
宣宗大中元年，积庆太后崩，此文宗母也。本纪但书“皇太后”，则竟似宣宗母矣。
宰相王铎赴沧帅任，路经魏博，为节度使乐彦祯所害。新书但书“盗杀义昌军节度使王铎”，似为彦祯讳者。
此皆欧公过求简净之失也。 新唐书本纪及五代史皆欧公重修，然五代使系欧公私自撰述，从容订正，故无遗议。新唐书则二百八十余年事迹，头绪繁多，不暇检校入细。试平心论之，宋景文于列传之功，实费数十年心力，欧公本纪则不免草率从事，不能为之讳也。当日进呈时，宋仁宗即有旨“旧唐书不可废”，其早有所见欤？
新书本纪书安史之乱
欧公本纪书法，凡反逆者虽遣其将拒战，亦必书逆首姓名，不书贼将也。然亦有不可通者，如秦宗权、董昌等部将不多，举事又小，书其逆首，自不至混淆。至安禄山、史思明等，地广兵雄，遣将四出，其将又皆僭大官、拥大众，分路专征，各当一面，此岂得概以逆首之名书之？
乃常山之陷，本贼将蔡希德也，而书“禄山陷恒山郡”。 滍水之战，鲁炅与贼将武令珣战而败也，而书“鲁炅与禄山战滍水，败绩。”
灵宝、西原之战，本哥舒翰与贼将崔干祐战而败也，而书“哥舒翰与禄山战灵宝、西原，败绩。”
颍川之陷，本贼将阿史那承庆也，而书“禄山陷颍川郡，执太守薛愿。”
且禄山既入东京，即在东京僭号。及潼关不守，天子幸蜀，禄山遣张通儒为西京留守，田干真为京兆尹，安守忠屯兵苑中，禄山未尝亲至长安也。据苗晋卿传“是时衣冠多为贼胁，自陈希烈以下皆送洛阳。”又崔光远传“光远为京尹，伪遣其子束见禄山，禄山仍以光远为京尹。”（光远赴灵武，禄山乃遣田干真为尹）是禄山未至长安之明证。而书“禄山陷京师”。即新书禄山传，亦云“禄山未至长安，群不逞，争取大盈库及百司帑藏。禄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间赀财尽掠之。”是宋景文亦真以禄山为亲至长安矣！
禄山为其子庆绪所弑，庆绪亦在东京，未尝出洛阳一步。（如广平王收西京，庆绪自东京亟发大兵，使严庄率赴陕助通儒等拒战，及收东京，陈希烈等三百人皆待罪于天津桥南。此又庆绪据守东京并未至长安之明证。）而至德二载二月，书“郭英乂及庆绪战于武功，败绩。”又书“郭子仪及庆绪战于潼关，败之。”又书“子仪及庆绪战于永丰仓，败之。”又书“崔光远及庆绪战于骆谷，败之。”广平王收京时，又书“广平王及庆绪战于沣水，败之，遂复京师。”并书“庆绪奔于陕郡。”（是竟以庆绪自长安东奔矣）又书“广平王及庆绪战于新店，败之，遂复东都。”据此书法，一似庆绪处处身在行间者。其实香积寺之战（即沣水之战）乃贼将安守忠、李归仁拒战而败，张通儒在长安，即出奔也。新店之战，贼将严庄自东京来助战而败也。而新书概书庆绪，不几使观者回惑乎？（代宗纪内，却明书“克京城后，代宗率大军以东，安庆绪遣其将严庄拒于陕州，代宗及郭子仪、李嗣业大败之。是又明知庆绪之未至长安也。） 既处处书逆首姓名矣，乃河曲之战，又书“郭子仪败禄山将高秀岩。”陈留之战，又书“嗣吴王只败禄山将谢元同。”常山之复，书“郭子仪、李光弼败禄山将史思明。”雍邱之战，书“张巡败禄山将令狐潮。”堂邑之战，书“颜真卿败禄山将袁知泰。”白沙场之战，书“张巡败禄山将翟伯玉。”刘桥之战，书“子仪败庆绪将李归仁。”清渠之战，书“子仪及庆绪将安守忠战，败绩。”是又各书贼将之姓名，而不书禄山、庆绪。此又自乱其例也。
新书改编各传
旧书武后有本纪，遂不列后妃传；新书以其称制后政事编作本纪，而猥亵诸迹，仍立传于皇后传内。
旧书帝子传各隶于诸帝之朝；新书总编于后妃传后。
旧书无帝女传，故平阳公主附于其夫柴绍传后，太平公主附于其夫武攸暨传后；新书另立公主传。
旧书无奸臣传，许敬宗、李义府、李林甫、卢杞、崔允、柳灿等皆在列传；新书另立奸臣传，而义府子湛能与李多祚等同诛张易之兄弟，遂不附其父传后，而入多祚传。 旧书无叛臣、逆臣传，但以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及高尚、孙孝哲、朱泚、黄巢、秦宗权列在末卷，稍示区别。然高尚、孙孝哲皆禄山将校，则附于禄山传可矣，何必另立专传？此二人既有专传，则贼将尚有崔干祐、张通儒、安守忠、尹子奇等，皆贼将之剧者，何以又不立传乎？朱泚既在末卷，而从泚叛臣如源休、姚令言等反在列传，岂不轻重倒置？新书则分叛、逆二项，以李希烈、安禄山父子、史朝义父子及朱泚、黄巢、秦宗权、董昌等（旧书无昌传，新书增入）僭号称尊者入逆臣传，而贼党即附其传后。以仆固怀恩、周智光、梁崇义、李怀光等背国自擅者入叛臣传。分类殊有差等。惟黄巢未仕于唐，而列于逆臣，殊觉名实不称。此明史所以有流贼传也。 旧书杜伏威、罗艺、苑君璋、李子和俱列群雄内，与李子通、朱粲等相次。然伏威等皆降唐者，伏威入朝后，不复出长安，后以辅公祏诬累，太宗登极，曾为之昭雪。李子和降唐后，历官数十年以善终。此岂得尚与群雄同卷乎？罗艺、苑君璋虽降而再叛，然既为唐臣，则唐之新书另编为卷，不复与群雄同列。惟李密、萧铣亦曾降唐，而仍入群雄，则以此二人地大兵众，唐初已隐然如敌国，与窦建德、王世充相等，未便入之降臣内耳。
又旧书辅公祏次于伏威后，以二人同起事也。阚棱、王雄诞又次公祏后，以其为伏威部将也。然伏威降唐后，公祏反，而棱与雄诞皆为唐效力，此岂得与公祏相次乎？新书棱、雄诞附伏威传后，而公祏另入群雄内。
旧书孔颖达、颜师古、马怀素、褚无量皆在列传，新书改入儒林，以其深于经学也。
刘太真、邵说、于邵、崔元翰、于公异、李善、李贺皆在列传。新书改入文苑，以其优于词学也。
孙思邈在方伎，改入隐逸，以其人品高，不仅以医见也。
李淳风改入方伎，以其明天文也。
武士改入外戚，以武后之父，尊崇极盛，三思等皆其子孙，宠幸冠一时，故皆附其传后也。
杨国忠亦改入外戚，以杨贵妃之兄也。
邱神绩本附其父和传后，改入酷吏，以其与周兴、来俊臣等同肆毒也。 马三宝本柴绍家奴，附绍传后，改入功臣传，以其为国立功，则绍不得而有之也。
祖孝孙、傅仁均无传，以孝孙明乐律事已入礼乐志，仁均明历术事已入历志也。
杨元炎、薛季昶本在循吏传，改与桓彦范等同卷，以诛二张时同事也。
朱齐运本蒋王恽之孙，若论新书子孙附于祖父传之例，应入恽传，乃另立专传，以其与裴延龄等同恶，故与之同卷也。
王宰旧附其父智兴传后，乃另立专传，以其讨刘稹之功大也。
独孤及旧附其子朗传内，新书则传及而以朗附之，文行相等，自宜以子从父也。
沧州程日华旧附义武张孝忠传内，以沧州本属义武也。新书另立横海专传，是时日华能守沧州，朝命以沧州为横海镇，特授日华为节度，横海一镇，自此始故也。
甘露之变，旧书详于宦官王守澄传内，以仇士良继其职，故合为一传也。然甘露之事究与守澄无涉，新书故另立士良传，而详其事于传内也。
他如宗室宰相传，见皇族之有人也。
立蕃将传，见外夷亦效用也。 唐末诸镇：周宝、邓处讷、刘巨容、顾彦朗、李罕之、王敬武、孟方立、杨行密、赵犨等，旧书以诸人皆涉五代，不复立传。新书传之，以其事尚多系唐末造也。然赵光允、王处直后皆历仕梁及后唐，新书光允传但至知制诏而止；处直传但书天复初封太原郡王而止。以此官爵尚唐所授，其后则不复叙也。
韦应物、郑谷等皆有诗名而无事迹可传，则于文苑序内见其姓名，谓“史家逸其事，故不能立传”，亦可见新书之周密也。
惟中宗少子温王重茂，中宗崩，韦后立为帝，睿宗即位，退封襄王，开元中薨，追谥殇帝，旧书有传，新书既不列于帝纪，而皇子传内亦无传，殊为缺略。
长孙顺德，旧在功臣传内，新书改附于长孙无忌传后，按高祖手定功臣，首秦王、次裴寂、刘文静，次即顺德。今反不立专传，而附于无忌后。
苏、张说旧不同卷，新书既以当时燕、许并称，而改编作一卷矣。
长庆中诗人，元、白并称，旧书同在一卷，新书何以又不同卷？而以白居易与李乂等同卷，列在中宗朝桓彦范等之前，不且颠倒时代乎？
晚唐诗人，温、李并称，新书何以文苑中只有李商隐，而温庭筠则附其远祖大雅传后乎？
阳城裂麻一事，不愧真谏官，入之列传可矣，司空图避乱晦迹，入之隐逸可矣，乃又创立卓行一门以位置之。
张易之兄弟，旧书附在名臣张行传后，本属不伦，新书别无可位置，遂亦附行成传后。薛怀义旧附外戚武氏传后，固属非类，新书以其无可附，遂并不立传。夫卓行一门，既可创而为之矣，此等独不可立幸臣传乎？
李忠臣、乔琳，旧在列传，新书以其晚节受朱泚伪命，遂改入叛臣传。夫叛臣必如高骈、朱玫等首倡叛乱者，方专立一传。乔、李等不过从贼耳。从贼中如源休、姚令言等皆尽力助逆，仅附泚传中，而乔、李曾有功于国，晚节一蹉跌，转列为叛首，而并以附泚之蒋镇等，附其后传，更觉失当，岂以二人曾为将相，故责之独重耶？
又旧书无藩镇传，殊觉淆混，新书则魏博、镇冀、淄、青、横海、宣武、彰义、泽潞各为一卷，便觉一览了如。然既分镇立传，则此一镇之主帅更替承袭，但依次直书，其人之贤否自见，新书则以田宏正、张孝忠等之纯心为国，始终一节者，又提出另入列传，遂使一镇之序次中断，此亦过于分别之病。 至僧元奘为有唐一代佛教之大宗，此岂得无传，旧书列于方伎是矣，新书以其无他艺术，遂并不立传。抑思方者，方外也；伎者，艺术也，无艺术独不可以方外处之乎？余尝谓新唐书一部独缺两僧，一高行之元奘，一邪幸之怀素，究属史家缺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