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宝训》 卷一
论治道
戊戌十二月癸巳，辟儒士范祖干、叶仪。既至，祖干持《大学》以进。太祖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乎此书。”太祖命祖干剖析其义，祖干以为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礼貌，命二人为咨议。仪以疾辞，祖干亦以亲老辞，太祖皆许之。
丙午三月甲辰，太祖语太史令刘基、起居注王祎曰：“天下兵争，民物创残，今土地渐广，战守有备，治道未究，甚切于心。”基对曰：“战守有备，治道必当有所更革也。”太祖曰：“丧乱之后，法度纵弛，当在更张，使纪纲正而条目举。然必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以为本也。”祎对曰：“昔汤正桀之乱而修人纪，武王正纣之乱而叙彝伦，王上之言，诚吻合于前古也。”
吴元年十月癸丑，右御史大夫邓愈等各言便宜事。太祖览之，谓愈等曰：“治天下，当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学校兴，则君子务德；农桑举，则小人务本。如是为治，则不劳而政举矣。今卿辈所言，皆国家之不可阙者，但非所急。卿等国之大臣，于经国之道，庇民之术，尚当为予尽心焉。” 洪武元年正月丁丑，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群臣，宴罢，因召君臣谕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实由天命。当群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见其所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与诸将渡江，驻兵太平，深思爱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余年，收揽英雄，征伐四克，赖诸将辅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广，生民之众，万几方殷，朕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御史中丞刘基对曰：“往者四方未定，劳烦圣虑。今四海一家，宜少纾其忧。”太祖曰：“尧、舜圣人，处无为之世，尚且忧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脱创残，其得无忧乎？夫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处一国者当以一国为忧，处一家者当以一家为忧。且以一身与天下国家言之，身小也，所行不谨，或致颠蹶，所养不道，或生疢疾。况天下国家之重，岂可顷刻而忘警畏耶？
戊寅，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成周之时，治掌于冢宰，教掌于司徒，礼掌于宗伯，政掌于司马，刑掌于司寇，工掌于司空。故天子总六官，六官总百执事，大小相维，各有攸属，是以事简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变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从，故乱。卿等任居宰辅，当振举大纲，以率百寮，赞朕为治。”
四月丙辰，太祖谓侍臣曰：“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此辈在人主之侧，日见亲信，小心勤劳，如吕强、张承业之徒，岂得无之？但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之深戒。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其可得乎？”
七月辛巳，太祖与侍臣论及创业之难，太祖曰：“朕赖将帅之力，扫除祸乱，以成大业。今四海渐平，朕岂不欲休养以自娱？然所畏者天，所惧者民。苟所为一有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驯致其极，而天恶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之，中心惕然。” 十月己卯，民有告富人谋反者。命御史台臣、刑部勘问，皆不实。台臣言：“告者事在赦前，宜编戍远方。”刑部言：“当抵罪。”太祖以问秦裕伯，对曰：“元时凡告谋反不实者，罪止杖一百，以开来告之路。”太祖曰：“不然。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为所诬多矣。自今凡告谋反不实者，抵罪。有司著为令。”
洪武二年正月庚子，太祖御奉天门，召元之旧臣问其政事得失。马翼对曰：“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太祖曰：“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则未之闻也。夫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之失也。元季君臣耽于逸乐，循至沦亡，其失在于纵，元实非宽也。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任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弊矣。”
洪武四年六月庚戌，太祖御奉天门，谓吏部尚书詹同曰：“论行事于目前，不若鉴之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先帝王为治之道，试为朕言之。”同对曰：“古先帝王之治，无过于唐虞、三代可以为法也。”太祖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义，其用为无穷；由乎法者，权谋术数，其用盖有时而穷。然为治者，违乎道德仁义，必入乎权谋术数。甚矣，择术不可不慎也。”
洪武十一年三月壬午，太祖谓礼部臣曰：“《周书》有言：人无于水鉴，当于民监。人君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者，良由兼听广览，以达民情。胡元之世，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可为戒。大抵民情幽隐，猝难毕达。苟忽而不究，天下离合之机系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监得失于民，有见于此矣。尔礼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三月己巳，太祖与礼部尚书朱梦炎论治民之道。太祖曰：“君之于民，犹心于百体，心得其养，不为淫邪所干，则百体皆顺令矣。苟无所养，为众邪所攻，则百病生焉。为君者能亲君子、远小人，朝夕纳诲，以辅其德，则政教修而恩泽布人，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从者矣。若惑于憸壬，荒于酒色，必怠于政事，则君德乖而民心离矣，天下安得而治？”梦炎对曰：“陛下所谕甚切，实帝王为治之要。”
十一月己亥，太祖御奉天门视朝毕，顾谓翰林待制吴沉曰：“人主治天下，进贤纳谏，二者甚切要事也。”沉对曰：“诚如圣谕。但求之于古，能行者亦鲜。是以乱日常多，治日常少。”太祖曰：“使其真知贤者能兴其国，何有不好？真知谏者在于患己，何有不纳？唯其知之不真，是以于己难入。若诚能好贤，则不待招徕，而贤者自至；诚能纳谏，则不待旌赏，而谏者必来。”沉对曰：“陛下此言，诚国家兴治之要。”
洪武十三年六月庚申朔，太祖谓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济众之意，庶几民被其泽。”侍臣对曰：“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无欲，故能明断万事。万事理，则天下生民受其福。”太祖曰：“人之不能明断者，诚以欲害之也。然明断亦不以急遽苛察为能。苟见有未至，反损人君之明。求之太过，则亏人君之量。”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乙巳，苏州府民有上治安六策者。太祖览之，以示近臣曰：“此人有忠君爱国之心，但于理道未明耳。盖人主之心，当以爱物为主；治国之道，当以用贤为先。致治在得人，不专恃法。今此人首言用法，不知务矣。”
洪武十七年三月甲辰，太祖谕侍臣曰：“天下无难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则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时，君臣同心一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后世庸主，治不师古，君臣之间动相猜疑，以致上下相隔，情意不孚。君有所为，而臣违之，臣有所论，而君拂之。如此欲臻至治，何可得也？朕今简用贤能，以任天下之政，思与卿等同心一德，协于政治，以康济斯民。卿等勉之，以副朕怀。”群臣皆顿首谢。
七月戊戌，太祖御东阁，翰林待诏朱善等侍。太祖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恶为好恶，则公；以天下之智识为智识，则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以能，多言人过。君子则不然。扬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贷人之过，不贷己之过。”又曰：“万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虚心以应之；万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诚心以待之。”善等顿首称善。
八月丙寅朔，太祖谓廷臣曰：“治天下者，不尽人之财，使人有余财；不尽人之力，使人有余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于不尽人之情，使人得以适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适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盖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则人有不堪。于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则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疏矣。上下之情乖，而国欲治者，未之有也。”
十一月乙丑，太祖御东阁，从容谓侍臣曰：“责难之辞，人所难受，明君受之，为无难；谄谀之语，人所易从，昏主信之，为易入。朕观唐虞君臣赓歌责难之际，气象雍容，后世以谄谀相劝，如陈后主、江总辈污濊简策，贻讥千古，此诚可为戒。”右春坊右赞善董伦对曰：“诚如陛下所谕，惟明主则能慎择。”太祖曰：“责难不入于昏君，而谄谀难动于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则无所不至矣。”
洪武十八年九月庚午，太祖御华盖殿，命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讲《周易》。至《家人》，太祖曰：“齐家治国，其理无二。使一家之间长幼内外各尽其分，事事循理，则一家治矣。一家既治，达之一国，以至天下，亦举而措之耳。朕观其要只在诚实而有威严，诚则笃亲爱之恩，严则无闺门之失。”善对曰：“诚如圣谕。” 洪武十九年正月己巳，太祖与侍臣论治道。太祖曰：“治民犹治水，治水者顺其性，治民者顺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恶死，当省刑罚、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厌贫喜富，当重农时、薄赋敛以厚之；莫不好佚恶劳，当简兴作、节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时，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强其所不欲，而求其服从，是犹激水过颡，非其性也。”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壬辰，太祖御谨身殿，观《大学》之书，谓侍臣曰：“治道必先于教化，民俗之善恶，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学》一书，其要在于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修，而人化之，好仁者耻于为不仁，好义者耻于为不义。如此，则风俗岂有不美？国家岂有不兴？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风陵俗替，民不知趋善，流而为恶，国家欲长治久安，不可得也。”
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庚辰朔，太祖御右顺门，与侍臣论治道，因及理乱。太祖曰：“为治之道有缓急。治乱民不可急，急之则益乱；抚治民不可扰，扰之则不治。故烹鲜之言虽小，可以喻大，治绳之说虽浅，可以喻深。”侍臣对曰：“诚如圣谕。”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辛酉，太祖退朝，顾谓翰林学士刘三吾曰：“朕历年久而益惧者，恐为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废，生民休戚系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犹未臻。甚矣，为治之难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于爱民。然爱民而无实心，则民必不蒙其泽。民不蒙其泽，则众心离于下，积怨聚于上，国欲不危，难矣。朕每思此，为之惕然。” 三月辛丑，太祖谓侍臣曰：“人主之聪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则耳目聋瞽，天下之事，俱无所达矣。”翰林学士刘三否对曰：“人君惟博采众论，任用贤能，则视听广而聪明无所蔽。若信任憸邪，隔绝贤路，则视听偏而聪明为所蔽矣。”太祖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为视听，则是非无所隐，而贤否自见。昔唐玄宗内惑于声色，外蔽于权奸，以养成安史之乱。及京师失守，仓皇出幸，虽田夫野老皆能为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虽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聪明甚矣。使其能广视听，任用贤能，不为邪佞所惑，则乱何从生矣。”
敬天
洪武元年正月甲戌，太祖将告祀南郊，戒饬百官执事曰：“人以一心对越上帝，毫发不诚，怠心必乘其机，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动天地，感鬼神，惟诚与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远、鬼神幽隐而有忽心。然天虽高，所鉴甚迩；鬼神虽幽，所临则显。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则吾心之诚敬自不容于少忽矣。今当大祀，百官执事之人各宜慎之。”
洪武二年三月戊戌，翰林学士朱升等奉敕撰斋戒文，上曰：“凡祭祀必先斋戒，而后可以感动神明。戒者禁止其外，斋者整齐其内。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饮酒，不茹荤，不问疾，不吊丧，不听乐，不理刑名，此则戒也。专一其心，严畏敬慎，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诚，无须臾间，此则斋也。大祀斋戒七日，前四日为戒，后三日为斋。中祀斋戒五日，前三日为戒，后二日为斋。”既进览，太祖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庙、山川等神，是为天下生灵祈福，宜下令百官一体斋戒。若自有所祷于天地百神，不关于民者，恐百官斋戒不致专精，则不下令。”又谓省部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祷祈福祉，以佑生民，未尝敢自徼惠也。且斋戒所以致诚，诚之至与不至，神之格与不格，皆系于此。故朕每致斋，不敢有一毫懈怠。今定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无太久。大抵人心久则易怠，怠心一萌，反为不敬。可止于临祭斋戒三日，务致精专，庶几可以感格神明矣。”命太常着为令。
五月癸卯夏至，祀皇地祗于方丘。礼成，太祖御便殿，谓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无常。难保无常之天命，付骄纵淫佚之庸主，岂有不败？朕尝披览载籍，见前代帝王，当祭祀时，诚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随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十一月己巳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奉仁祖淳皇帝配位。礼成，太祖御奉天殿，百官行庆成礼。既毕，出御奉天门，谓群臣曰：“祭祖在乎诚敬，不在乎物之丰薄。物丰矣而诚有未至，神不享焉；物虽薄而诚至，神则享之。所谓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尝闻以德受福，未闻以物徼福者也。昔陈友谅服衮冕，乘玉辂，丰牲帛，而行郊祀之礼。彼恣行不道，毒虐生灵，积恶于己，而欲徼福于天，可乎？朕凡致祭，其实为国为民，非有私求之福。苟诚意未至，徒尚礼文，而欲徼福于己，岂不获罪于天耶？”
洪武四年十一月丙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礼成，太祖谓群臣曰：“帝王奉天以君临兆民，当尽事天之道。前代或三岁一祀，或历年不举。今朕岁以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丘，遵古典礼，将以报覆载之大德。惟夙夜寅威，冀精神昭格，庶阴阳和，风雨时，以福斯民。”群臣咸顿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古未有也。”
洪武十年十月壬子，观心亭成，太祖亲幸焉。召致仕翰林学士承旨宋濂语之曰：“人心易放，操存为难。朕日酬庶务，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于天地庙社，尤用祗惕。是以作为此亭，名曰观心，致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而吾心即在是，却虑凝神，精一不二，庶几无悔。卿为朕记之，传示来裔。”
洪武二十年正月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礼成，天气清明，圣情悦豫。侍臣进曰：“此陛下敬天之诚所致。”太祖曰：“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先必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即如国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则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此职分之所当尽。祀天地，非祈福于己也，实为天下苍生也。”
孝思
甲辰四月乙未，中书省臣进宗庙祭享及月朔荐新礼仪，太祖御白虎殿，览毕退，自殿西步自戟门东，忽悲怆流涕。谓宋濂、孔克仁曰：“吾昔遭世艰苦，饥馑相仍。当时二亲俱在，吾欲养而力不给。今赖祖宗之佑，化家为国，而二亲不及养，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并录皇考妣忌日，岁时享祀，以为常。
吴元年四月辛亥，仁祖忌日，太祖诣庙祭毕，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詹同侍侧，再三慰之。太祖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间，三丧相继，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终天之痛，念之罔极。”愈呜咽不胜，左右皆不能仰视。
丁卯，仁祖后忌日。太祖诣庙祭毕，退御便殿，谓侍臣朱升曰：“昔吾母终时，吾年甫十七，侍母病，昼夜不离侧。吾次兄经营家事，母遣呼与偕来，嘱曰：‘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善相扶持，以立家业。’言讫而终。今大业垂成，母不及见，语犹在耳，痛不能堪也。”因悲咽泣下，群里莫不感恻。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四代考妣。祭讫，太祖顾谓李善长曰：“朕荷先世积累之勤，庆及于躬，抚临忆兆。今遵行令典，尊崇先代，斋肃一心，对越神灵，所谓焄蒿凄怆，若或见之。”善长对曰：“陛下诚孝感通，达于幽显。”太祖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诚敬无间，神灵其依。苟或有间，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二月壬子，定宗庙时享之礼。既而太常又进宗庙月朔荐新礼。太祖览毕，谓群臣曰：“宗庙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于后，不若养之于先，朕今不及矣。尝闻为人子者，愿为人兄，其意谓为兄待膝下之日，早于养之日也。朕于子为人弟，亲存而幼，不能以养。及长而富有天下，则亲殁矣，虽欲以天下养，其可得乎？”因悲叹久之，命以月朔荐新仪物著之常典，俾子孙世承之。
洪武二年四月乙亥，太祖因侍臣言及医者吮痈事，曰：“朕尝思人子于其亲，一体而分者也。思念之笃，精诚之至，必相感通。朕思遭兵乱，母后之坟为兵所发，朕收遗骸，失一指骨于坟近地，遍求不可得。忽得一骨，然未敢必其是。闻世有以指血验之者，遂啮指滴血其上，果透入其中。及以他骨验之，则血不入。乃知亲之气血相感如是，与他人自不同也。故古人有母搤臂噬指，而子即心痛，理有之矣。今人父子兄弟一遇利害，或悖戾不相顾者，独何心哉？”
九月己酉，太祖圣诞日。朝罢，退御便殿，谓侍臣曰：“朕昔丧亲，适值艰难之际，今富有天下，不能为一朝之养，此终身之痛也。朕昨梦见客亲聚处之欢，一如平生。益父母子孙，本同一气，精神所格，有感必应，孰谓的明异达耶？”侍臣曰：“此陛下孝诚感通，形诸梦寐，非偶然也。”
洪武四年正月己巳，命建奉先殿。太祖谓礼部尚书陶凯曰：‘朕闻事死如事生。朕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诚，然于追养之道，岂敢怠忽？”复感叹曰：“养生之乐，不足于生前，思亲之苦，徒切于身后。今岁时祭享，则于太庙。至于晨昏谒见、节序告奠，古必有其所。尔其考论以闻。”
洪武八年三月丙寅，命皇太子及诸王往凤阳祭皇陵。太祖恻然曰：“吾祖宗去世既远，吾父母又相继早亡，每念劬劳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虽尊为天子，富有四海，欲致敬尽孝，为一日之奉，不可得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极。今凤阳陵寝所在，特命尔等躬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尔等敬之。”因悲叹不自胜，太子诸王皆感泣。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己丑，享太庙毕，太祖步出庙门，徘徊顾立，指桐梓谓太常臣曰：“往年种此，今不觉成林。凤阳陵树，当亦似此。”因感怆泣下。又曰：“昔太庙始成，迁主就室。礼毕，朕退而休息，梦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觉即视朝，果得边报。祖考神明，昭临在上，无时不存。尔等掌祭祀，宜加敬慎，旦暮中使供洒扫，奉神主。恐有不虔，当以时省视，务宜斋洁，以安神灵。”
谨好尚
洪武元年闰七月丁卯，太祖谓侍臣宋濂等曰：“自古圣哲之君，知天下之难保也，故远声色，去奢靡，以图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顾，久而不厌。后世中材之主，当天下无事，侈心纵欲，鲜克有终。至如秦始皇、汉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长生，疲精劳神，卒无所得。使移此心以图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观之，人君清心寡欲，勤于政事，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名垂于简册，声名流于后世，此即长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难凭，幽怪之说易惑，在谨其所好尚耳。朕常夙夜兢业，图天下之安，其敢游心于此！”濂对曰：“陛下斯言，足以祛千古之惑。”
洪武六年正月辛酉，太祖谓儒臣詹同曰：“朕尝思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则祸败随之，故其为害甚于鸩毒。朕观前代人君，以此败亡者不少。盖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声，何求而不得？苟不知远之，则人乘间纳其淫邪，不为靡惑者几人焉。况创业垂统之君，为子孙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谨。”同对曰：“不迩声色，昔成汤所以垂裕后昆。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万世子孙之法也。” 洪武十六年四月乙亥，太祖谓侍臣曰：‘“人君不能无好尚，要当慎之。盖好功则贪名者进，好财则言利者进，好术则游谈者进，好议则巧佞者进。夫偏于好者，鲜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财不如好廉，好术不如好信。好谀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乱。所以不可不慎也。” 洪武二十年八月戊申朔，太祖谓侍臣曰：“人君一心，当谨嗜好，不为物诱，则如明镜止水，可以鉴照万物。一为物诱，则如镜之受垢，水之有滓，昏翳汩浊，岂能照物？”侍臣对曰：“陛下谨嗜好，正心之道，莫过于此。”太祖曰：“人亦岂能无好，但在好所当好耳。如人主好贤，则在位无不肖之人；好直，则左右无谄位之士。如此，国无不治。苟好所不当好，则正直疏而邪佞进，欲国不乱，难矣。故嗜好之间，治乱所由生也。” 洪武二十九年四月丙申，太祖谓侍臣曰：“朕观古人于声色之好，亦不能无，如公刘之于货，太王之于色，好之不过其度也。若太康之盘游，桀纣之内嬖，秦汉以下，耽于宫室苑囿及畋猎祷祠、奇伎淫巧之类，此好之失其度也。好失其度，所以败亡。要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惟成汤得其正也。” 十一月乙卯朔，太祖御武英殿。谓侍臣曰：“夫好憎者，人情所不能无也。然好得其正，憎得其实，斯不陷于一偏。至于喜怒，莫不皆然。一有所偏，则人得而中之矣。大抵人能不偏于好憎喜怒，则此心廓然大公，不为物累，是以耳目聪明犹如神矣。”
谦德
甲辰正月丙寅朔，群臣以上功业日隆，展表劝进。太祖曰：“戎马未息，疮痍未苏，天命难必，人心未定。若遽称尊号，诚所未遑。昔武王克商，戢干戈，橐弓矢，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大告武成，然后与民更始，曷尝遽自称尊？今日之议且止，天下大定，行之未晚。”君臣固请不已，乃即吴王位。
吴元年七月甲申，相国李善长劝太祖即帝位，太祖未之许。善长等力请曰：“殿下起濠梁，不阶尺土，遂成大业。四方群雄刬削殆尽，远近之人莫不归心，诚见天命所在。愿早正位号，以慰臣民之望。”太祖曰：“我思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统之势未成，四万之涂尚梗。若称大号，未惬舆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归，察人心之无外，犹且谦让未遑，以俟有德。常叹陈友谅初得一隅，妄自称尊，志骄气傲，卒致亡灭，贻讥于后，吾岂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时，无庸汲汲也。”
十二月丙寅，宣国公李善长预进仪卫，太祖见仗内旗有“天下太平，皇帝万岁”字，顾谓善长曰：“此夸大词也。古者大旗之制，各有其属，若日月、蛟龙、熊虎、鸟隼、龟蛇之类，所以昭仪物，辨等威。若‘太平’、‘万岁’之名，此直夸耳，莫若以‘天佑邦家，海宇康宁’易之，庶几顺理。”既而复谕之曰：“此亦近夸，宜并去之。”
洪武四年二月癸巳，淮安、宁国、扬州、台州府并泽州各献瑞麦共二十本，群臣皆贺。太祖曰：“朕为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时，五谷熟，人民育，为国家之瑞。盖国家之瑞，不以物为瑞也。昔尧舜之世，不见祥瑞，曾何损于圣德？汉武帝获一角兽，产九茎芝，当时皆以为瑞，乃不能谦抑自损，抚辑民庶，以安区宇，好功生事，卒使国内空虚，民力困竭，后虽追悔，已无及矣。其后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汉德于是乎衰。由是观之，嘉祥无征而灾异有验，可不戒哉！”
十月甲戌，甘露降于钟山，群臣称贺。太祖曰；“休咎之征，虽各以类应，朕德凉薄，乌足以致斯。”翰林应奉睢稼对曰：“圣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宁，中及万灵，则膏露降。陛下恭敬天地，辑和人民，故嘉祥显着。”起居注魏观曰：“帝王恩及于物，顺于人而甘露降。陛下宽租赋，减徭役，而百姓欢豫，神应之至，以此故也。”翰林侍读学士危素曰：“王者敬养耆老，则甘露降，而松柏受之。今甘露降于松柏，乃陛下尊贤养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宗庙，颁示史馆，以永万亿年无疆之休。”太祖曰：“卿等援引载籍，言非无征。然朕心存警惕，惟恐不至。乌敢当此？一或忘鉴戒而生骄逸，安知嘉祥不为灾之兆乎！告诸宗庙，颁之史馆，非所以垂示于天下后世也。”群臣皆顿首谢。 洪武三年五月丁巳，凤翔府宝鸡县进瑞麦一茎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有余本。太祖谓廷臣曰：“向者凤翔饥馑，朕闵其民，故特遣人赈恤。曾未数月，遽以瑞麦来献。借使凤翔民未粒食，虽有瑞麦何益？苟其民皆得所养，虽无瑞麦何伤？朕尝观自古以来，天下无金革斗争之事，时和岁丰，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夫义妇德，兄爱弟敬，风俗淳美，此足为瑞。若此麦之异，特一物之瑞耳，非天下之瑞也。” 八月丁丑，礼部尚书陶凯等言进膳举乐。太祖曰：“古之帝王功业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间，熙然太和，虽日举乐，未为过也。今天下虽定，人民未苏，北征将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忧勤之不暇，岂可忘将士之劳而自为佚乐也哉？俟大兵凯还，士卒无战伐之劳，人民罢转输之苦，然后以乐侑膳，未晚也。” 洪武四年闰三月壬午，太祖阅翰林所撰《武臣诰》文，有“佐朕武功，遂宁天下”之语，即改作“辅朕戎行，克奋忠勇”。因诏词臣谕之曰：“卿此言太过。尧舜犹病博施，大禹不自满假，朕何敢自侈大之言乎？自今措词，务在平实，毋事夸张。”
洪武五年六月癸卯，句容县民献嘉瓜二，同蒂而生。太祖御武楼，中书省臣率百官以进，礼部尚书陶凯奏曰：“陛下临御，同蒂之瓜产于句容。句容，陛下祖乡也，实为祯祥。盖由圣德和同，国家协庆，故双瓜联蒂之瑞独见于此，以彰陛下保民爱物之仁，非偶然者。”太祖曰：“草木之瑞，如嘉禾并莲、合欢连理、两岐之麦、同蒂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归德于朕，朕否德，不敢当之。纵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物之祯祥示之。苟有过，必垂象以谴告，使我克谨其身，以保其民，不至于祸殃。且草木之祥，生于其土，亦惟其土之人应之，于朕何预？若尽天地间时和岁丰，乃王者之祯。”故遂为赞，并赐其民钱而遣之。
洪武八年十一月甲戌，甘露降于南郊，群臣咸称贺，献歌诗以颂德。太祖曰：“人之常情，好祥恶妖。然天道幽微莫测，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吉；睹妖而能惩，妖未必皆凶。盖闻灾而惧，或者蒙休，见瑞而喜，可以致咎。何则？凡人惧则戒心常生，喜则侈心易纵。朕德不逮，惟图修省之不暇，岂敢以此为己所致哉？”
洪武十八年四月乙未，五色云再见，礼部请率百官表贺。太祖谕之曰：“天下康宁，人无灾害，祥瑞之应，固和气所召。昔舜有《卿云》之歌，在当时，有元恺岳牧之贤相与共治，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岂可遽以是受贺？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从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惧，以至灾异之来，不复能弭。盖夸侈之心生，则戒惧之志怠，故鲜克终，可以为戒。”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云见，翰林学士刘三吾进曰：“云物之祥，征乎治世。舜之时形于诗歌，宋之时以为贤人之符。此实圣德所致，国家之美庆也。”太祖曰：“古人有言，天降灾祥在德。诚使吾德靡悔，灾亦可弭。苟爽其德，虽祥无福。要之国家之庆，不专于此也。”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戌，河南汝宁府确山县野蚕成茧，群臣贺表。太祖曰：“人君以天下为家，使野蚕成茧，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当受贺。一邑之内偶然有之，何用贺为？”
洪武二十九年正月乙丑，太祖罢朝，从容问左右民间事。礼部尚书阎克新对曰：“圣泽深广，天下之民各安生业，幸蒙圣治。”太祖曰：“虽尧舜在上，不能保天下无穷民。若谓民皆安业，朕恐未然，何得遽言至治？”克新对曰：“圣德谦虚，不自满假，则天下之民受福无穷矣。” 经国
壬寅六月戊寅，元中书平章察罕帖木儿遣使前来致书，太祖谓左右曰：“予观察罕书，词婉而媚，是欲馅我。我岂可以甘言诱哉？况徒以书来，而不还我使者，其情伪可见。吾观天下事势，若天未厌元，而彼之所为有以厌服人心，则事未可知。今其所为违天悖理，岂能有成？且人谋不如天从。天与人，人不得违。人贪天，天必不与。我之所行，一听于天耳。夫天下犹器也。众人争之必裂，一人持之则完。今张士诚据浙西，陈友谅据江汉，方国珍、陈友定又梗于东南，天下纷纷，未有定日。予方有事之秋，未暇与较，姑置不答。”
甲辰正月戊辰，太祖还朝，谓左相国徐达等曰：“卿等为生民计，推戴予。然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今将相、大臣辅相于我，当鉴其失。宜协心为治，以成功业。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巳。”又曰：“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吾昔起兵濠梁，见当时主将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乱，不知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今吾所任将帅，皆昔时同功一体之人，自其归心于吾，即与之定名分，明号令，故诸将皆听命，无敢有异者。尔等为吾辅相，当守此道，无谨于始而忽于终也。” 乙巳四月庚子，太祖谓孔克仁曰：“汉高祖起自徒步，终为万乘，何也？”克仁对曰：“由其知人，善任使。”太祖曰：“卿言汉高止此乎？”克仁对曰：“然。”太祖曰：“周室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陈涉作难，豪杰蜂起，项羽矫诈，南面称孤，仁义不施，而自矜功代。高祖知其强，忍而承以柔逊，知暴虐，而济以宽仁，卒以胜之。及羽死东城，天下传檄而定，故不劳而成帝业。譬犹群犬逐兔，高祖则张罟而坐获之者。方今天下用兵，豪杰非一，皆为勍敌。我守江左，任贤抚民，伺时而动。若徒与之角力，则猝然难定。”
五月乙亥，平章常遇春取安陆，克之。先是，太祖命遇春往取安陆及襄阳，谕之曰：“安陆、襄阳横据上流，跨连巴蜀，控扼南北，自古所必争之地。今置不取，将贻后忧，汝往取之。夫坚城之下，难以猝攻，缓之则顿三军之锐气，急之恐驱人以冒矢石。宜相机招徕，以辑宁其民。”复调江西行省右丞邓愈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领兵继其后。使人谓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陆、襄阳，汝当以兵继之。凡得州郡，汝宜驻兵以抚降附。近闻王保保集兵汝宁，彼之所为，如筑堤壅水，惟恐渗漏。汝之往也，能爱军恤民，则仁声义闻被于远近。人心之归，犹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泄漏，用力少而成功多也。若襄阳未下，则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阳，半集景陵。汝居湖广，使声援相应，以遏寇之奔轶。”愈奉命遂行。至是，遇在攻安陆，遂克其城。
丙申四月癸亥，太祖谓侍臣孔克仁等曰：“壬辰之乱，生民涂炭，中原诸将若孛罗帖木儿，拥重兵犯城阙，乱伦干纪，行已夷灭。扩廓帖木儿挟太子以动兵，是以子抗父。且急于私雠，无敌忾之志，糜烂其民，终无成就。李思齐、张思道辈固碌碌不足数，然窃据一方，民受其敝。他如张士诚，外假元名，内实寇心，反复两端，情状可见。明王珍父子据有巴蜀，僭称大号，喜于自用而无远谋，观其所为，皆不能有成。中原扰扰，孰为拯之？予揆天时，审人事，有可定之机，令师西出襄樊，东逾淮泗，首尾相应，击之必胜，而凡事可定。伐敌制胜，贵先有谋，谋定事举，敌无不克矣。然中原固不难定，但民物雕丧，千里丘墟，既定之后，生息犹难，方劳思虑耳。”
庚午，太祖谒陵还邸舍，谓博士许存仁等曰：“吾昔微时，自谓缘身田野间农民耳。及遭兵乱，措身行伍，亦不过为保身之计。不意今日成此大业。自吾去乡里，十有余年。今始得扫省陵墓，复与诸父老子弟相见。追思曩时，诚可感也。然吾向在军中，见当时群雄皆纵令其下夺人妻女，掠人财物，心常非其所为。及吾自率兵渡江，克取诸郡，禁戢士卒，不许剽掠，务以安辑为心。上天鉴之，幸底成事耳。”存仁等曰：“王上一念之仁，故天人为之属心。今归故乡，顾念桑梓，抚谕亲故，眷眷不舍。虽汉高之待沛中父老，恩义不是过也。” 吴元年四月丁未，太祖以兵革未弭，生民未遂苏息，顾侍臣叹曰：“军旅未息，供馈不休，生民之劳甚矣。”起居注王祎对曰：“主上威德昭著，远近之人延颈徯苏，民虽劳而无怨，正当乘势长驱，廓清中原，乃得休息。”太祖曰：“建大事者必勤远略，不急近功。故高山之高，非篑土可成。江河之广，由勺水所积。天下之大，非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兴，皆上察天运，下顺民心，从容待成，曷当急遽？予用兵征讨，十有余年，开基江左，命将四征。今虽西平陈友谅，而扩廓帖木儿驻兵河南，王信父子窃据沂州，谭右丞貊高辈各假息州郡，若遽欲长驱，顾张士诚未下，东吴未平。静观元臣，依违者十八九。假恢复为名，惟扩廓帖木儿耳。又为诸将所沮，势不能展，久不进兵，必生疑间。况其下皆四集之民，师老于外，人心离合之间，稍有不利，众必瓦解，将不过一匹夫耳。而彼尚拘吾信使，挠我边境，岂识时务者哉？中原数子吾未暇与较，姑置之度外。但所念者，彼土之民尚阻兵革，未得休息也。”
正月甲寅，诸将言：“陈友定窃据闽中，擅作威福，宜乘势取之。若因循日久，使得自固，则难为力矣。”太祖曰：“吾固知之，然方致力姑苏，而张氏降卒新附，未可轻举。且陈友定据闽已久，积粮负险，以逸待劳。若我师深入，主客势殊，万一不利，进退两难。兵法贵知彼知己，用力不此，万全之策，吾前已计之审矣。徐而取之，未晚也。”
九月壬寅，太祖谓太史令刘基、学士陶安曰：“张氏既灭，南方已平，宜致中原，平一天下。”基对曰：“土宇日广，人民日众，天下可以席卷矣。”太祖曰：“土不可以恃广，人不可以恃众。吾起兵以来，与诸豪杰相逐，每临小敌，亦若大敌，故能致胜。今王业垂就，中原虽板荡，岂可易视之？苟或不戒，成败系焉。”基曰：“近灭张氏，彼闻而落胆。乘势长驱中原，孰吾御者？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太祖曰：“深究事情，方知通变。彼方犄角，相为声援，岂得遽云长驱？必凭一战之功，乃乘破竹之势。若谓天下可以径取，他人先得之矣。且当观之，彼有可亡之机，而吾执可胜之道，必加持重，为万全之举，岂可骄忽，以取不虞也。” 十月乙己，太祖御戟门，与给事中吴去疾等论政务，因谓之曰：“吾以布衣起兵，与今李相国、徐相国、汤平章皆乡里，所居相近，远者不过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今扫除群雄，拥有江南，人免离乱之苦。每终夜思之，不能安枕，人心难安而易动，事机难成而易坏。苟抚之失宜，施之不当，乱由是生。今中原未平，正焦劳之日，岂能坐守一方而忘远虑乎？正当练兵选将，平定中原。诸将小心忠谨者，惟徐达听受吾言，可任斯寄。常遇春果勇有为，可以佐之。其余或有偏裨，或以守城，皆有可用之才。天若辅吾，请将足以了之。”去疾对曰：“知臣莫如君。皇上知人善任使，平定之功不难矣。”
庚申，太祖将命请将北伐，谓信国公徐达等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兴，民坠涂灰。予与诸公仗义而起，初为保身之谋，冀有奠安生民者出。岂意大难不解，为众所附，乃率众渡江，与群雄相角逐，遂平陈友谅，灭张士诚，闽广之地，将以次而定。念中原扰攘，人民离散。山东则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窃，反侧不常。河南则有王保保，名虽尊元，实则扈跋，擅爵专赋，上疑下叛。关陇则有李思齐、张思道，彼此猜忌，势不两立，且与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将亡，其机在此。今欲诸公北伐，计将如何？”鄂国公常遇春对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余，直捣元都，以我百战之师敌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胜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势，乘胜长驱，余皆建瓴而下矣。”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苟如卿言，县师深人，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即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诸将皆曰：“善。”太祖顾谓信国公徐达曰：“兵法以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卿其识之。”
洪武元年六月庚子朔，大将军徐达自河南至行在。太祖劳之曰：“将军率师征讨，勤劳于外，古人所谓忠尔志身，国尔忘家，诚将军之谓也。朕闻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师至，将军宜与诸将乘时进取而安辑之。朕观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战而克，大丈夫建功立业，各有其时。揆时之会，不失事机，在将军等勉之。”达顿首谢。既退，太祖复召问达：“今取元都，计将安出？” 达对曰：“臣自平齐鲁，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为观望。今潼关又为我有，张思道、李思齐失势西窜，元之声援已绝。臣等乘势捣其孤城，必然克之。”太祖据图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平土旷，利于骑战，不可无备。宜选偏裨，提精兵为先锋，将军督水陆之师继其后，下山东之粟以给馈饷，由邺趋赵，转临清而北，直捣元都。彼外援不及，内自惊溃，可不战而下。”达又曰：“臣虑进师之日，恐其北奔，将贻患于后，必发师追之。”太祖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气运之盛，理自当兴。彼气运既去，理固当衰，其成其败，俱系于天。若纵其北归，天命灭绝，彼自澌尽，不必穷兵追之。但出塞之后，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扰耳。”达乃受命而还。
洪武三年十一月戊戌，太祖大宴请功臣，宴罢，因曰：“创业之际，朕与卿等劳心苦力，艰难多矣。今天下巳定，朕日理万几，不敢斯须自逸。诚思天下大业一以艰难得之，必当以艰难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优游富贵，不可忘艰难之时。人之常情，每谨于忧患而忽于晏安。然不知忧患之来，常始于宴安也。明者能烛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着。事未形。犹可图，患已着，则无及矣。大抵人处富贵，欲不可纵，欲纵则奢；情不可佚，情佚则淫。奢淫之至，忧危乘之。今日与卿宴饮极欢，恐久而忘其艰难，故相戒勉也。”明日，魏国公徐达率诸将诣阙谢。太祖退御华盖段，赐达等侍坐，从容宴语。太祖曰：“今成一统之业，皆尔诸将功劳。”达等顿首曰：“臣等起自畎亩，际风云之会，每奉承算，出师征代，用兵次第，如指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发。此天赐陛下圣智，非臣等所能与也。”太祖曰：“曩者四方纷乱，群雄竞起，朕与卿等初起乡土，本图自全，非有意于天下。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强者纵于暴横，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于子女，贪残者耽于货宝，奢侈者溺于富贵，剽贼者喜于战斗。兹数者无救患之心，徒为生民之患。若张士诚，尤为巨蠹。士诚恃其财富，侈而无节。友谅恃其兵强，暴而无恩。朕无所恃，惟不嗜杀，布信义，守勤俭，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济艰危，故来者如归。尝与二寇相恃，人有劝朕先击士诚，以为士诚切近，友谅稍远，若先击友谅，则士诚先乘我后。此亦一计，然不知友谅剽而轻，士诚狡而懦。友谅之志骄，士诚之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友谅有鄱阳之役，与战宜速。吾知士诚必不能逾姑苏一步以为之援也。向使先攻士诚，则姑苏之城并力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我将撤姑苏之师以御之，是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后也。二寇既除，兵力有余，鼓行中原，宜无不如志。或劝朕荡平群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举陇蜀，皆未合朕意。所以命卿等先取山东，次及河洛者，先声既震，幽蓟自倾。且朕亲驻大梁，止潼关之兵者，知张思道、李思齐、王保保皆百战之余，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则西走陇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众胆落，不战而奔。然后西征，李、张二人，望绝势穷，故不劳而克。惟王保保犹力战以拒朕师。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与之角力，彼人望未绝，困兽犹斗，声势相闻，胜负未可知也。事势与友谅、士诚又正相反。至于闽广，传檄而定，区区巴蜀，恃其险远，此特余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劳矣。”于是达等皆顿首谢。 洪武四年闰三月乙丑，命吏部定内官监等官品秩。太祖谓侍臣曰：“古之宦竖在宫禁，不过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汉邓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自此以来，权倾人主。及其为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谓此辈但当服事宫禁，岂可假以权势，纵其狂乱。吾所以防之极严，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慎履霜坚冰之意也。”
八月庚子，太祖因与侍臣论用将曰：“秦裕伯尝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贪。’其说虽本于孙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敌制胜，智勇兼尽，岂可谓愚？攻城战野，捐躯殉国，岂可谓贪？若果贪愚之人，不可使也。”
洪武九年三月乙卯朔，大祖谓群臣曰：“智力虽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每忆斯言，竟夕不寐，静观往事，无不皆然。朕当取天下之初，论智不如张士诚之狡，论力不如陈友谅之众。而朕一以诚心待之，未尝以诈力加人，然二人卒为吾所擒者，要之智力有穷，惟至诚人自不能违耳。”群臣顿首称善。
洪武十七年七月丁酉朔，敕内官毋预外事，凡诸司毋与内官监文移往来。太祖谓侍臣曰：“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绝党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纪纲振肃。前代人君不鉴于此，纵宦寺与外臣交通，觇视动静，夤缘为奸，假窃威权以乱国家。其为害非细故也。间有发奋欲去之者，势不得行，反受其祸，延及善类。汉唐之事，深可叹也。夫仁者治于未乱，智者见于未形。朕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丁未，河南吏人上书言利民事，所言卑陋，又多摭拾陈言。太祖谓群臣曰：“谋国之道，习于旧闻者当适时宜，狃于近俗者当计远患。苟泥古而不通今，溺近而忘于远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设施，必欲有利于天下，可贻于后世，不可苟且，惟事目前。盖国家之事，所系非小。一令之善，为四海之福；一令不善，有无穷之患。不可不慎也。” 封建 洪武三年四月辛酉，以封建诸王告太庙。礼成，宴群臣于奉天门及文华殿。太祖谕廷臣曰：“昔者元失其驭，群雄并起，四方鼎沸，民遭涂炭。朕躬率师徒以靖大难，皇天眷佑，海宇宁谧。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长久长治之计。”群臣稽首对曰：“陛下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太祖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其间治乱不齐，特顾施为何如耳。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
兴学
洪武二年三月戊午，诏增筑国子学舍。初，即应天府学为国子学。至是，太祖以规制未广，谕中书省臣曰：“太学育贤之地，所以兴礼乐，明教化，贤人、君子之所自出。古之帝王。建国君民，以此为重。朕承困弊之余，首建太学，招徕师儒，以教育生徒。今学者日众，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学会，必高明轩敞，俾讲习有所，游息有地，庶达材成德者有可望焉。”
十月辛巳，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使先主灰冠礼乐之教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故学校之教，名存实亡。况兵变以来，人习于战斗，惟知干戈，莫识俎豆。联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急行之。” 洪武六年正月庚申，礼部奏增广国子生。太祖曰：“须先择国子学官。师得其人，则教养有效，非其人，增广徒多何益？盖瞽者不能辨色，聋者不能辨声，学者而无师授，亦如聋瞽之于声色。朕观前代学者出为世用，虽由其质美，是亦得师以造就之。后来师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学，一以记诵为能，故卒无实。今民间俊秀子弟，可以充选者虽众，苟无端人正士为之模范，求其成材，难矣。故曰：‘务学不如务求师。’今祭酒乏人，卿等宜为朕询采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备、宜为人师者，以名闻。”
洪武八年三月戊辰，命国史台官选国子生分教北方，太祖谕之曰：“致治在贤，风俗本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虽中材或坠于小人。近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欲求方闻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学诸生中，年长学优者，卿宜选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务学，人材可兴。”于是选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给廪食、赐衣服而道之。
洪武十五年四月丙戌，诏天下通祀孔子，赐学粮，增师生廪膳。太祖谕礼部尚书刘仲质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后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以正，彝伦攸叙，其功忝于天地。今天下郡县庙学并建，而报祀之礼止行京师，岂非阙典？卿与儒臣其定释奠礼仪，颁之天下学校，令以每岁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洪武二十一年十一月壬子，命礼都给赐国子生钞。北平、陕西、山西、山东、广东、广西、四川、福建之人，在监三年以上者，人五锭；二年，人二锭。俾制冬衣。复命工部于国子监前造别室一区，凡百余间，具灶釜、床榻以处诸生之有疾者，令膳夫二十人给役。侍臣进曰：“陛下作兴学校，推心悯下，无所不至，从古未有。”太祖曰：“诸生去乡土，离亲戚，远来务学，日久衣必敝。或有疾，无人具汤药。朝廷作养之，必使之得所，然后可必其成材。盖天生人材，皆为世用，人君育材，当有其实。惟能有以作养之，则未有不成材者也。”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戊寅，命礼部颁书籍于北方学校。太祖谕之曰：“农夫舍耒耜，则无以为耕；匠氏舍斤斧，则无以为业；士子舍经籍，则无以为学。朕尝念北方学校缺少书籍，士子有志于学者，往往病无书读，向尝颁与《四书》《五经》，其它子史诸书未赐予，宜于国子监印颁。有未备者，遣人往福建购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