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觉迷录》 奉旨讯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 四、如果皇帝只应孔、孟、程来做，那么汉、唐、宋、元的开
四、如果皇帝只应孔、孟、程来做，那么汉、唐、宋、元的开国皇帝都是光棍”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今都被豪强占据去了。吾儒最会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那晓得做甚皇帝”等语。孔孟之所以为大圣大贤者，以其明伦立教，正万世之人心，明千古之大义。岂有孔子、孟子要做皇帝之理乎？孔子云：“事君尽礼。”
又云：“臣事君以忠。” 又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看《乡党》一篇，孔子于君父之前，备极敬畏小心。孟子云：“欲为臣，尽臣道。” 又云：“齐人莫如我敬王者。”使孔孟当日得位行道，惟自尽其臣子之常经，岂有以韦布儒生，要自做皇帝之理！若依曾静所说，将乱臣贼子篡夺无君之事，强派在孔孟身上。污蔑圣贤，是何肺肠？且自汉唐以来，圣君哲后，代不乏人。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世祖，或戡定祸乱，或躬致太平，皆天命所归，功德丕著。今乃概目为光棍！况曾静时切明亡之恨，而以周末局变之后，皇帝皆系光棍，则明太祖亦在光棍之列。曾静不但是本朝之叛臣贼子，亦即是明之叛臣贼子。且曾静亦知光棍应得何罪，今以开创之主，皆诋为光棍，则当时佐命冀赞之名臣，皆当治以光棍为从之律矣。又春秋至明，数千年间，曾静所谓合该做皇帝者，只有孔、孟、程、朱、吕留良五人。开辟至今，无此狂怪丧心之论。可问曾静是如何说？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皇帝应该是我们读书人中的大学者做，不该让那些人生世道上的英雄们做。周朝末期，局势大变，以后在位的君王大多不知读书，都是些人生世道上的英雄，更有的甚至是老奸巨猾，也就是民谚所说的光棍之流。若要论说正其名位，春秋时期的皇帝应该由孔子做，战国时期的皇帝应该由孟子做，秦朝以后的皇帝应该由程颐、程颢和朱熹做，明朝末期的皇帝应该由吕留良做。可如今都被豪强们占据去了。我们读书人最会做皇帝，人生世道上的那些英雄他们哪里懂得做什么皇帝”等言语。孔孟之所以为大圣大贤之人，是以其明确的伦常道德立成儒教，来端正万世的人心，明扬千古的大义。岂有孔子、孟子要做皇帝的道理呢？孔子说，“服事君王要尽到礼节。”
又说：“臣子侍奉君王要报以忠心。”
还说：“君要像是君，臣要像是臣，父要像是父，子要像是子。”看《论语》中的《乡党》一篇所描写的，孔子在君王和父亲面前，完全是非常恭敬谨慎的。孟子说：“要想当好人臣，就要尽到人臣的道义。”
又说：“齐国人没有像我这样敬重君王的。”上天使孔孟当时得圣贤的地位，传行圣贤的纲常伦理，尚自要尽他们做人臣的常道规范，岂有以韦带布衣的寒儒书生，要自做皇帝的道理！如果依照曾静所说的，将乱臣贼子篡权夺位，灭道弑君的叛逆行为，强要加在孔孟的身上，来污蔑圣贤，究竟是何心肺肝肠呢？而且自从汉朝唐朝以来，圣明贤德的君王历代都不缺少。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元世祖，有的戡平战祸，安定天下，有的亲身致力于太平，休养生息。都是上天之命的归属，功德显赫昭著。如今却一概看成光棍。况且曾静时时切记明朝亡灭之怨恨，而认为周朝末期局势变化以后，皇帝都是些光棍，那么明太祖也列在光棍之类。曾静不但是本朝的叛臣贼子，也是明朝的叛臣贼子。并且曾静也知道光棍应是什么恶名，如今将各朝开创基业的君王，都诋毁是光棍，那么当时辅佐拥戴帝王创业的一代名将勋臣，也都应当治他们以光棍随从的刑律了。再说春秋至明朝数千年间，曾静所谓应该做皇帝的，只有孔子、孟子、程氏兄弟、朱熹、吕留良五个人。开天辟地到如今，还没有如此狂妄怪谲、丧心之极的论调。可问曾静是怎样供说！
【原文】
曾静供：这狂怪的话，本是说做君的毕竟是聪明天，学问盖世。如前供所说，聪明睿智，仁能育万物，义能正万事，礼能宣万化，智能察万类，信能孚万邦，天下乃得而尊之亲之，奉以为君之意。盖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君以职位言，师以道德言。必道德极天下之至，然后职位居天下之尊。其实君师原是一人做的，君之外，另有一种道德高出天下者为师。所以二帝三王之世，尧、舜、禹、汤、文、武之君，皆是深于道德之至，精于学问之极，当明天下莫得而尚之，所以为君。春秋、战国之局变，有孔孟之道全德备，而世莫能用。在上周家天子，又未闻有道德高出于孔孟者，以唐虞三代极盛之例推之，却似春秋时的大君，合该有孔子之道德，方足以当之；战国时之大君，合该有孟子之仁义，乃足以当之；宋末时的大君合该有程朱的理学，方足以当之。当日之意，不是谓孔、孟必要出来做君，程、朱亦有志于临民。乃是谓君临天下，必有孔、孟之道德仁义，与程、朱之理学精详耳。盖敬君之至，莫如孔、孟，尊君之极，莫如程、朱。孔子事君尽礼，见于《乡党》一篇，后世人臣所少到，且不唯敬而已。推事君之诚，无所不至。为委吏则牛羊茁壮长，为乘田则会计当。举凡当官之职，尽到十分处，不肯一毫苟且者，皆是看得君命重大，所以职不敢旷耳。观孔子，则孟子、程、朱可类推矣。其所谓会做者，谓学问造到极处，成己自可以成物。《大学》讲明德，必及新民；《中庸》致中和，必到位育。盖性分中功用之全，自然贯通到此。所以说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禹为君、稷为相、颜子是个陋巷匹夫，如何做得君相的事，亦是一理相通，修身就可以齐家，齐家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四书五经中，无一章不言及治天下的事。
【译文】
曾静供：这些狂怪的话，本来是说做君王的毕竟是睿智聪明，上天赋予了诚信的品德，学问压倒世人。正如前边供词所说的，聪明睿智之人，仁爱能培育万种物质，义利能端正万种事理，仪礼能传播万种风化，智慧能明察万种偏颇，诚信能信服万千邦国，天下生民于是尊重他，亲近他，敬奉为君王的意思。上天将圣贤降于百姓之中，作他们的君王，作他们的师长，君王指的是职权位分而言，师长指的是道常德性而言。必然是道常德性达到天下之顶端，然后职权位分才能居天下之最尊贵。其实君王师长原来都是一人做的，君王之外另有一种道德高出天下人的为师长。所以，在二帝三王的时候，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君王，都是深解于道德的最高意旨，精通于学问的顶端涵义，当时天下没有谁不崇尚他们的，因此敬奉为君王。春秋战国时局变化，有孔孟全备的安邦治国学说思想，而世人却没有谁能采用。在上边的周室君王们，又没有听说有道德高出孔孟的人。如果用唐尧、虞舜、夏禹三代最兴盛时期的事例推论，却好像是：春秋时期的君王，应该有孔子的道德，才足以担当；战国时期的君王，应该有孟子的仁义，才足以担当；宋朝末期的君王，应该有程朱的理学，才足以担当。当时我写此话的意思，不是说孔孟必要出来做君王，程朱也有志于抚临天下百姓，而是讲做君王的临幸天下，必然得对孔孟的道德仁义和程朱的理学义旨精通详明罢了。对君王最敬崇的，没有人能像孔孟；对君王最尊重的，没有人能像程朱。孔子服事君王尽礼尽节之事，可见于《乡党》这篇文章中。后世的人臣们很少能做到，并且不像他那样敬畏罢了。从《乡党》一文中可推想他服事君王的诚恳之心，已达到了无微不至。他担任管粮仓的乘田小官时，将财务管理得顺顺当当；他担任管畜牧的委吏小官时，将牛羊牧养的肥肥壮壮。凡是担任各种官职，都是尽心尽责到十分之处，不肯有一丝一毫的苟且偷安，这都是因为他把君王的命令看得至高重大，所以不敢荒废职守而已。看看孔子，那么孟子、程子、朱子也就可以此类推了。那种所谓会做事的人，学问已深造到极高之处，成全了自己自然也可以成全万物。《大学》研究授传完美的德性必然要普及到初生的子民，《中庸》认为达到中和的境界必然是天地归位，万物发育。德性含义内“中”的功能作用达到全备，自然就贯通到最高境界了。所以说大禹、后稷、颜回换个地方和环境还都是一样。大禹为君王，后稷为相国，颜回是市井陋巷中的平民百姓，如何能做得君王相国的事情！这个道理也是相通的。修养好自己的品德就可以调整好自己的家族，调整好自己的家族就可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四书五经中没有一篇章节不讲到治理天下的事情。
【原文】
弥天重犯此条狂怪的话，是说出做大君的，原不是别样人可做，乃是聪明睿智而精深于学问道德的，正是看得君至重至大，轻易不得。伏惟今日皇上抚临天下，统一六合，神明天纵，睿智性成。性焉安焉，优入圣域，其实道德之微，无不经历学问之精，无不透过中和并致，方得天地位而万物育，如是岂不是圣人而精于学问，方得尊居天下之上，与尧、舜、禹、汤、文、武千载符合。他若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世祖，或戡定祸乱，或躬致太平，才智虽然有余，学问未免欠缺，故其发于政治，见于事功，未见得浑乎天理之正，而不能保其无一毫人欲之私。其实天下未闻有才德驾出其上，所以得而君之。弥天重犯狂怪之说，本系以英雄比历代诸祖，而以光棍指魏、晋篡窃之主，所云：“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
这三句原指汉、唐、宋、金、元诸祖说。所云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这两句乃是指魏、晋诸篡夺者言，因辞不能达意，以致混同不明，一带说了。而光棍两字，亦是楚中俗语，山鄙无知，妄引以比例当时，立言大指原是如此。其实一种狂妄粗率，悍然无忌之罪，实有难容。况其中所举吕留良，尤为无知之极，不惟不识本朝历圣之德与尧、舜、禹、汤无异，竟把狂悖叛逆之吕留良，当孔、孟矣。从前如在云雾中，今得圣谕开导点化，不唯光天睹日，抑且自觉寸磔不足以抵其辜矣。
【译文】
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这条狂妄怪谲的言论是说做君王的，原来不是别的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做的，乃是聪明睿智而且精通深解于学问道德的人才可以做的。正是将君王看得至高至大，轻易不得。在下陈言，想当今皇上抚临天下百姓，一统华夏四方，明事如神，聪明睿智，德性全成，受命于天，已先达到极高的境界。其实道德的细微，没有不经历的，学问的精深，没有不透明的。达到了中和并致，才得到了天地之位而万物生长发育。像这样岂不是说明圣贤之人精通于学问，才能高居天下百姓之上，与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千年相配！其他像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元世祖，有的戡平战祸，安定天下，有的亲自致力于太平，休养生息。才智虽然有余，学问未免欠缺。因此他们兴起于国家之事，显现于事业和功绩，没有见他们有成全于天理之正，因而也就不能保证他们没有一丝一毫人的欲望私念。其实天下没有听说有才智德性高出他们之上的人，所以能够让他们担当君王之位。我这弥天重犯的罪人狂怪的言语，本意是以英雄来比喻历代创业君王，而以光棍来指魏、晋时篡权窃位的君王。我所说的“周朝末期，局势大变，以后在位的君王大多不知读书，都是些人生世道上的英雄”，这三句原是指汉、唐、宋、金、元诸位太祖太宗说的，所讲的“更有的甚至是老奸巨滑，也就是民谚所说的光棍之流”。这两句乃是指魏、晋时诸多篡权夺位之人说的。因为言辞不能达意，以致于混同不明，一带而说了。而这“光棍”两字也是楚湘地方中的俗语，我这山野鄙夫少学无知，妄自引以为喻了，当时我立言的实意大致就是这样。其实，一种狂妄粗率、悍然无所顾忌的罪过，实在是难以宽容。况且书中所举吕留良，尤其是无知到了极点了。我不但没有认识到本朝历代圣明皇帝与尧舜、禹汤没有不同，还竟然把狂悖叛逆的吕留良当作孔孟了。从前如坠在云雾之中不明事理，如今得到皇上圣谕开导点化，不只是天空明亮，看见了太阳，并且自己觉得受寸磔的刑法处治也不足以抵偿我的罪过。